双面鲁商：儒家遗韵的对接与扬弃

　　鲁商，“鲁商”与“齐商”之集合体。

　　济南等地孕育了“鲁商”，青岛等地造就了“齐商”。“鲁商”尊儒，近官上行；“齐商”面朝大海、开放外向，兼具道家风格。

　　海洋与内陆文化的交集、对冲，创生了一个注定充满矛盾的商业群体。

　　谢扬林(记者)

　　拯救“山东第一民营企业”。

　　此时此刻，就在山东淄博，最具传播广度的商业事件当属鲁商集团重组ST万杰。万杰，曾有“山东第一民营企业”之称，其快速衰败的一大因由可追究为4年前替政府“背包袱”，接手了几近破产的淄博钢铁，结果反而导致自身元气大伤、气数渐尽。

　　万杰的创始人叫孙启玉，从村办企业起家，原本的主业是医疗。2003年3月，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的孙启玉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万杰所在地淄博博山区政府方面找他谈话，希望接收陷入停产状态的淄博钢铁。

　　孙启玉从未想过介入钢铁行业，但他还是同意了。一则是替政府接“包袱”，二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道义担当。这位山东企业家在当地享有极高声望，他仗义疏财，在万杰

医院所在地岜山村，村民户户都能住得起房、上得了学。

　　重义轻利、仗义疏财，更强的道义感，并且与政府有着普遍的微妙关系。

　　孙启玉是鲁商形象的真实投影吗？

　　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

　　如果以

漫画的手笔刻画鲁商，那会是“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

　　鲁商先贤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子贡，他是孔子的弟子，山东人，典型的儒家，虽然从商，“义”且“信”，孔子去世，别的弟子守灵3年，独子贡复又3年。另一位是辅佐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激流勇退，悄然奔赴齐国，隐姓埋名，在今天的山东定陶一带做起生意。自称“朱公”，人称“陶朱公”，坚持“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自然规律，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

　　陶朱公祖籍河南，在山东发家，成为富豪后，广散其财，富而行其德，热衷“公益事业”。“陶朱事业”后来竟成为商业的一种别称。

　　孔孟文化对于鲁商的影响，存留至今。入主万杰的鲁商集团董事长季缃绮在诠释鲁商集团使命时，其核心用词就是“仁智合一、商行天下”。

　　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在博客上写道：“成长在圣人故乡的鲁商，有幸得天独厚地多受孔子思想精华的熏陶，并融会贯通于现代经济发展，形成独特的鲁商精神。”

　　事实上，孔孟之道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压抑了鲁商的形成，尤其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清末时期，山东淄博周村的贸易以及潍县(今潍坊)工业的兴起，才让鲁商再次走上商业舞台，那个时期，孔孟之道正承受着现代文明的激烈冲击。商业巨子孟鸿升要算是当时鲁商的典型，他于光绪19年(1893年)创办瑞蚨祥绸布店，直到今天，还屹立在北京前门。他数次去邹城认祖，却屡次因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门外。

　　将孔孟文化与商业文化合而为一，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并非山东人，而是一位远离孔孟之乡的日本人涩泽荣一。这位日本株式会社企业形式的创始人同样是位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晚年潜心《论语》，1923年确立“论语算盘”说，以“义利合一”的思想，影响着几代日本企业家。

　　“尊贤尚功”与“尊尊亲亲”

　　在山东，力诺集团董事长高元坤是位颇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济南市政协副主席。高元坤原是山东沂南玻璃厂厂长，后来去山东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硕士，毕业后分配到山东省医药管理局。按他自己的说法，创业并非出于经商挣钱的冲动，在医药管理局的日子富足，没想过去闯荡江湖。可是有一天，沂南玻璃厂的一位老搭档找到他，相告企业垮了，高元坤说自己受不了昔日职工没有了饭碗，决心为大家找条路，这才有了从银行贷款50万元创业的举动。

　　某种角度上来看，这也算是鲁商“义利合一”的一种实践。

　　山东有齐鲁大地之说，春秋战国时期，山东是齐国与鲁国的辖地，齐强而鲁弱，到今天，称谓都是齐在前，鲁在后。而在谈及山东商人时，缘何称之为“鲁商”，而非“齐商”？

　　周讨纣王，天下大定，分封诸侯，姜子牙领封齐地，就是今天淄博、潍坊及以东一带，周公姬领封鲁地，也就是今天曲阜泰安一带。齐王问，如何治理鲁国，鲁王说，“尊尊而亲亲”；鲁王问齐王，如何治理齐国，齐王的方略是，“尊贤而尚功”。

　　经商习气，在齐国由来已久，位于临淄的齐国故都博物馆展示的齐国刀币，见证着2000年前齐国的商业文明。陶朱公、子贡，皆出于齐，也是环境使然。

　　直至今日，齐鲁之地依然透露着不同的商业文化。青岛一带的“齐地”更具海洋文明的外向经济特质，而1904年开设商埠的济南一带，略显保守。

　　青岛的工业，有“五朵金花”之说，指的是海尔、海信、青啤、双星和澳柯玛，海尔的张瑞敏和海信的周厚健甚至成为了鲁商的象征。

　　济南也有“五朵金花”，轻骑、小鸭、渤海、济百和金泰，除金泰外，其余4家国有市属企业都早在1994年就改制成为了上市公司，领全国城市上市政策之潮流。可惜到了2003年，伴随着金泰上市1年后就出现的巨额亏损，济南的全部5家市属企业集体沉沦为ST，在当时引发出不小的争论。

　　两幅迥然不同的画面陈列于前，探寻新鲁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差异是不可不述的一笔。

　　政商与“招安”

　　直到今天，与浙商、晋商等商帮相比，鲁商的群体认同感都稍逊一筹。不过，在儒商之外，他们仍具有明显的共性，那就是更愿意与政府形成一种默契。

　　另一鲁商大鳄要数山东邹平魏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士平，吴官正执政山东期间曾说，山东有两张，东有张瑞敏，西有张士平。张士平将一家棉纺企业做成了数百亿元的规模，利税占据了邹平财政收入的51%。张士平的崛起，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的扶植关系密切。

　　诸多事例足以显露鲁商的政商关系，用无政不商来描述，并不为过，而鲁商对政治与政途的关注，也表现得比其他商帮要浓厚。

　　现在，我们来戏说《水浒》，虽不严谨，但却形象直白。梁山水泊位于山东之西，这家草根起家的“民营公司”人才辈出，108名干将经过了艰难的、杀富济贫的初创期，好不容易创下基业。为首的“CEO”宋江便思起了与“国企”重组的念头，并主动邀来昔日的竞争对手“大宋公司”前往考察，甚至不惜被低价估值，只为换取一个红帽子的身份。结果，“梁山公司”被“大宋公司”重组后，随即被安排去重组另一“民营企业家”方腊的“企业”，最终品牌消亡、灰飞烟灭。

　　正是山东地方政府的强势，扶持了一批省内大公司。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山东民营力量的相对滞后。

　　山东财政学院教授王蔚认为：“山东商人大气、勤奋、守信重义。但是鲁商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则成为牵制其健康发展的软肋。所谓关系的微妙，即他们穷困时恶官甚极，劫富济贫的冲动于民间随处可闻可见，而一旦飞黄腾达，又燃起近官亲政的官僚气焰，走向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在王蔚看来，这或许因为鲁商只相信行政的权杖才是捍卫财富的唯一法宝，又源于鲁商畏惧权贵的绝望感与宿命心理。而这折射出了山东人为商的不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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