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投影

　　郭梓林 北京大学产业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科瑞集团副董事长

　　编者按：

　　本刊特邀身兼企业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郭梓林先生，跨越时空，挖掘主旋律热播剧《大明王朝1566》中蕴含的历史经验。作者不但将剧情比附今日企业场景进行评论，而且运用自己智识凝练出“警世通言”，“献给中国的某些企业家，以及某些想做企业家的创业者们”(作者语)。

　　系列之十五

　　海瑞从历史走来

　　刘和平先生读了我关于《大明王朝1566》的前十四篇书评之后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我想得那么深，没有我想得那么广。我知道这是他的谦辞。不过，“形象大于内容”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它的价值大小往往与它产生涟漪的大小成正比。

　　但凡优秀的剧作家，一是不知道自己的灵感究竟来自何处，文学理论家们也只好把灵感称之为“神来之笔”。“神来之笔”，既可以说是“神”找到了剧作家，让他说出了“神”想说的话；也可以理解为是剧作家找到了神，接受了神的启示，写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正所谓：“究竟是作者找到了‘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是‘语言’找到了作者来表现它自身？”当然，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叫做：“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二是不知道自己生出的“孩子”，比自己可以想象到的究竟会大出多少倍。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哈姆雷特，但一千个观众在看完《王子复仇记》之后，会创造出一千个不同的哈姆雷特。这样说，不但没有贬低剧作家的意思，相反，优秀的剧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让人读出新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做出不同的阐释，而且常读常新。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如果具有一种强大的“张力”，能够蕴含丰富无穷的内涵，那就是好作品。一览无余，不能让人愿意去反复咀嚼，不能引出“误读”和“曲解”的文学作品，至少可以说不是什么上乘之作。

　　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一个人物形象在作品中“活”起来之后，人物形象的命运就不再为作家所完全控制，“他(她)”会根据自己的性格牵着作家的笔一直走下去。越是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其蕴含的文学意义越是巨大和深远。文学作品中成功的艺术形象，是典型环境中具有典型性格的“人”，“他”往往拒绝作家的理性分析，作家在创作时一般不会试图去分析“他”，解构“他”，而是顺其自然地跟着“他”走，并写出“他”的命运轨迹。如果作家写作时不时用理性去分析“他”，“他”就死掉了。正如医院里的人体，一旦被医生用于解剖，就意味着已经死掉一样。

　　海瑞是该剧中核心人物之一。这个“人”，可以说是被刘和平写“活”了，被黄志忠演“活”了。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看到“海瑞”这两个字，必然想到“彭德怀”。

　　我们不知道，是彭德怀极具悲剧色彩的命运，让人想到了1566年的海瑞，还是海瑞的文化基因，在1959年这一刻灵魂附体在了彭德怀的身上？抑或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发明了“用戏剧来反党”，把海瑞从历史中找出来为彭德怀鸣冤，结果反而害苦了彭德怀和中国的老百姓(许多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都同意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起点)？但我们知道1566年和1959年是中国政治与文化在五度空间的一次会合，在那一刻，海瑞也好，彭德怀也好，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不是一个人！嘉靖也许会后悔的，他做得太过分了，太矫情了，他失去了自己在那个至高无上位置应有的风范，面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他失去了他在统治这个帝国四十多年中一贯的处世不惊的作风，他终于自食其果，成就了海瑞，把自己放在了海瑞的对立面，“名垂千古”。而且还引出了1959年的彭德怀的故事和四百周年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还是回到嘉靖年间吧，看看海瑞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或许从海瑞登场的历史大戏中，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些史学家也不易看到的东西，以便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开头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

　　在该剧中，海瑞是在第六集才出场的。编导们的设计很精巧：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谭纶在裕王府寝宫高声背诵：“夫母诞一子，必哺育使之活；天生一人，必给食使之活。此天道之存焉，亦人道之存焉。岂有以一二人夺百人千人万人之田地使之饥寒而天道不沦人道不丧者！天道沦，人道丧，则大乱之源起。民失其田，国必失其民，国失其民则未见有不大乱而尚能存者！”

　　“慢！”张居正止住了谭纶，“这几句话的意思好像在哪儿见过？”

　　谭纶道：“正是。胡宗宪在上一道奏疏里就引用过，只改了一个字。最后两句就是。”说着，他又接着大声朗诵起来：“‘是以失田则无民，无民则亡国’！”

　　“好！”张居正在腿上猛拍一掌，站了起来，紧望着谭纶，“写这篇文章的人叫什么，现在哪里？”

　　裕王和李妃也定定地望着谭纶。

　　谭纶回答道：“此人姓海名瑞，字汝贤，号刚峰，在福建南平县任教谕。”

　　海瑞，汝贤，刚峰！这三个名字，个个都是掷地有声，彰显出一股浩然之气。中国古人向来看重起名字，除了正名，还有字和号，虽然是繁琐了一点，但比起现在的同名同姓真是要好许多，而且由于汉字的特点，人的名字还有一种特殊的作用，他往往可以给人一种暗喻，比方说海瑞的这三个名字：如果“四海”不“瑞”，必起澄清天下之志；既为“汝贤”，不可不“贤”；生为“刚峰”不可不“刚”！(现代心理学是不是支持我的这个胡猜乱想，不知道。算是一家之言吧。)

　　据谭纶介绍：海瑞是海南琼州人，四岁便没有了父亲，家贫，全靠母亲做纺织女工挣些钱把他带大。虽然中了秀才、中了举人，胸有澄清天下之志，只可惜科场不顺，就是中不了进士，那份志气也便淡了，只好把一颗心放在孝养母亲上。四十出头的人，每个月倒有二十几个夜间是伺候老母同睡一室，是个怪人。

　　“忠孝”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忠于国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的信条。“以孝治国”的根本在于，在“孝”之上可以有一个更高价值的“忠”字。忠孝不可两全的时候，“移孝作忠”从正统文化理念上是通行不悖的。孝是忠的基础，大孝之人若有志于从政，必是大忠之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判断。基于此，张居正在听完谭纶的介绍之后，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向裕王请示：“王爷，此人是把宝剑，有他去淳安，不说救斯民于水火，至少可以和严党那些人拼上一阵！”

　　张居正的一番话，道出了官场上的一个通则：谁能不被别人利用呢？稍微能够自主一点的是，选择被谁利用更接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利益偏好罢了。

　　让海瑞这样的大孝子，从福建南平到正值多事之秋的浙江淳安去当知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绝不是因为路途遥远，没有火车和飞机可乘。谭纶心里没有底的是，把这位铁哥儿们推举出来挡严嵩、严世蕃的坦克，是不是拿鸡蛋碰石头了。但碍不过大家直催，谭纶只好提笔给海瑞写信。

　　张居正不愧是一代名臣，只要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忽悠一个七品芝麻官，自然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

　　张居正见谭纶在案头上给海瑞写信，凑过去看了一眼，不甚满意：“这段写得没劲儿！我来说，你写。”

　　裕王和李妃都望向了张居正，张居正开始踱起步来，语调铿锵，娓娓道来：“公夙有澄清天下之志，拯救万民之心。然公四十尚未仕，抱璧向隅，天下果无识和氏者乎？其苍天有意使大器成于今日乎？今淳安数十万生民于水火中望公如大旱之望云霓，如孤儿之望父母！豺狼遍地，公之宝剑尚沉睡于鞘中，抑或宁断于猛兽之颈欤！公果殉国于浙，则公之母实为天下人之母！公之女实为天下人之女！孰云海门无后，公之香火，海门之姓字，必将绵延于庙堂而千秋万代不熄！”

　　张居正只管滔滔不绝，谭纶却写得满头是汗，终于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站起来说：“张太岳就是张太岳！你这封信，和海瑞的那道疏，堪称双星并耀。有这封信，我料海公必出！”说到这，又停住了，接着长叹一口气：“就怕这把宝剑真要断在淳安，我谭纶便也真要多一个母亲了……”

　　李妃深有感触地接过话头说：“要真那样，就将他的母亲接到京里来，我们供养。” 海瑞就要出山了。

　　电视镜头从京城裕王府轻轻一摇，摇到了福建南平教谕署后宅院……

　　刘和平先生惜墨如金，却以其精妙的设计，为海瑞的出场做了一个宏大的叙事铺垫，使得他在该剧中，成为除嘉靖外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演绎出了一系列令后人景仰的明知不可为，却非要为之的动人故事。

　　可以肯定，海瑞读过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否则，一个举人，在朝廷之上，面对皇帝，他做不到那样的刚毅和执著(彭德怀不过是递了一封非奏疏的私人信件，到头来还不断做自我检讨呢)。黄志忠也应该读过《登幽州台歌》，否则他不容易把握海瑞的那种刚毅和执著，以及很难在一些微妙的细节上，准确把握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之气。

　　“执两端而守中庸”。君王若要守中庸，必有愿意走极端之人。海瑞算一个，而且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所以历史记住了他。且看在刘和平的笔下，海瑞如何从历史走来……

　　警世通言

　　在一个企业里，没有无用之人，只有不适合他工作的岗位。个性是人活着的理由。 一个有个性的人，对周边人的影响力会更大一些，仅此而已。

　　系列之十六

　　入官场不如污泥

　　我1977年入伍，在福建晋江当了三年兵，我们部队的营房是按照当地民居的风格建造的。闽南的民居有一大特点，房间的地板是用窑制的四十公分见方大块地砖铺成的。这种地砖大约两公分厚，表面光滑，吸水性强，用水冲洗之后，釉红色的砖面上一尘不染，透着光亮，让人看了心情格外清爽。那个时候，部队的战士人人都争着“学雷锋做好事”，每到周末，士兵们都争先恐后，挑着清澈的井水，把寝室和饭堂冲洗一遍。当地的老百姓也一样，冲洗地板是一件很平常的家务活，福建人爱清洁，由此可见一斑。

　　该剧为海瑞的登场安排了这样一个细节：

　　时任福建南平县教谕的海瑞，拿着谭纶写给他的信，告诉母亲自己将去浙江淳安赴任知县，并说明这次上任是朝廷的有意安排，让他去与那些官场的腐败分子做斗争，阻止官府和豪强勾结贱买灾民的土地。

　　海母听了之后，疑惑地问：“那么多大官不争，叫一个知县去争？他们为什么挑你去？”

　　海瑞说：“他们认准了儿子。认准儿子会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跟那些腐败分子争！”

　　海母沉默了一会儿说：“去，挑担水来，再帮阿母洗一次地吧。”

　　于是，海瑞从井里挑来了清水，母子俩一个舀水泼地，一个用扫帚洗起地板来。

　　这个细节很有意味：海瑞这样一个清官，住的房子不是很好，但一家人过着清洁有序的生活，这种生活透出一种理念，这就是“洁”字。编导的这个寓意是很深刻的，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这可不是闲来之笔，而是为展现人物清廉性格所做的巧妙的铺垫。

　　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统治的权力末梢就是县，所谓吃皇粮也就到县为止，不像现如今到了乡村一级还有吃公粮的。有人认为：在那个时代，对老百姓实施的管理权实际上是在知县。县官虽小，但却直接与百姓打交道，县一级稳定了，全国就稳定了。海瑞的最高学历只是举人。选派一个举人去当知县，虽然不能说是什么破格重用，但也不是什么屈才，这一点海瑞心里也明白。只是怎么会派一个知县去抵制巡抚衙门，阻止官府豪强通过毁堤淹田逼老百姓贱买农田？对这样一件差事，海瑞着实是有一些纳闷的。自己也不是什么纪检监察的人，要去与顶头上司抗争，担负起反腐倡廉的重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何况，这件事还牵扯上皇帝钦定的“改稻为桑”的国策。这个角色可不是好演的。对于观众来说，这场戏可是有得看的了。

　　海瑞的确是官场上的另类人物。编导们是这样把海瑞正式推向官场的：一身粗布衣裳，背着斗笠，穿着一双草鞋，露着光脚，身后牵着一头大青骡子，骡子的背上驮着包袱和剩下没几个荷叶米耙的竹屉笼子。就这样，没有带家眷和秘书，只身一人来到浙江巡抚衙门报到。伴随着海瑞的到来，淳厚的话外音响起：“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海瑞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从踏进杭州，步近巡抚衙门报到这一刻起，他便开始了一生向大明朝腐败势力全面宣战的不归之路！”

　　嘉靖年间的官场腐败到了什么地步，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新任杭州知府高翰文奉旨到巡抚衙门报到，在接待室里，他见书办(服务员)对淳安建德两位堂堂知县不搭不理，连一碗水也不上，便不露身份地叫住书办：“能不能给打一壶茶？”书办白了他一眼。高翰文见此情形，从腰间扯下一块玉佩，向他递去。书办眼睛即刻放光，盯在了那块玉佩上，抬头看着高翰文，见对方不像是在玩笑，脸色立刻好看起来：“实在太忙，实在太忙。”边说边从高翰文手里抓过玉佩，拎起茶壶，面带笑容地说：“你们稍候吧。”他一手捏着玉佩，一手拎着茶壶走了出去。一会儿茶就来了。

　　等他送上茶来，“爱干净”的海瑞不高兴了：“这茶不干净，我不喝！”给大家来了一个难堪。这大概是海瑞与明朝官场风气进行的第一次短兵相接。当然，这个时候的海瑞，并不知道自己会从一个书办开始，最终把反腐败的矛头一直指向贵为天子的嘉靖皇帝。

　　海瑞正式出现在官场，是列席浙江省巡抚召开的讨论关于“以改兼赈，两难自解”实施细则的“省长办公会”。在这个火药味十足的会议上，他只是一个小角色，但他却目睹了浙江官场腐败的不同面孔，看到一项国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隐藏着多少上不了桌面的猫腻，以及搞猫腻的官员是如何的道貌岸然。当然，在这样一个高规格的会议上，作为一名知县，他没有什么发言权，只是用自己的眼神和形体语言显示了为民请命的气概。让郑泌昌和何茂才感到意外和不高兴的是，裕王派来的这个愣头愣脑的海瑞，不是一把好拎的壶，上任还没有半天的小小知县，竟然敢以请求免职，支持高翰文拒绝在那份伤害灾民长远利益的议案上签字，这明显就是顶撞省长大人，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也难怪，海瑞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农民、农业、农村(现代人统称“三农”)问题了如指掌，诸如土地价格、农民生计、官府巧取豪夺技巧等等，都耳熟能详，况且还有谭纶从北京发来的密信，事先就知道了浙江官场的阴谋与龌龊。所以，他既掌握信息，又有靠山，更重要的是正义在手，哪有不好好表现一下的道理。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时候还不是他担水来冲洗官场的时候。

　　海瑞是中国封建官场上的一个另类。在腐败猖獗的特殊时代，他疾恶如仇，充当了一个矫枉过正的官场角色，他以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桀骜不驯的行为搅乱了自明朝开朝以来的官场潜规则，他独步走向官员普遍行为的另一个极端，其意义就在于，提醒世人，随波逐流固然是一个选择，但并不是惟一的选择！

　　有一件事是历代帝王们没有想清楚的：如果认定官场就是污泥塘，污泥已经是既定的，那么，要求饱读经书、为民做主的官员努力做到“出污泥而不染”，的确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如果认定官场不应该是污泥塘，那么，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官场不积淀污泥呢？或者说，从根本上避免“入官场如入污泥”呢？这是比较难办的事。光杀人终究还是不行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次就杀个万把人，搞了几次，杀得读书人都不敢当官了，杀得只能请小贪官带镣审大贪官，审完自己再入牢房了。还是不解决问题。其实，最终绕不出来的原因恐怕是：封建社会的官场，其实是皇家私人的游乐场，你个董事长在里面的权利搞得不清不楚，也不想让人搞清楚，以便浑水摸鱼，这又何以让天下的官员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人呢？但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各类教育，形式可能不断翻新，可结果皆是收效甚微。何况在一锅粥里，一粒老鼠屎的负面作用，往往比一粒米的正面作用大无数倍。

　　为什么有人把当下某些官员因腐败而获刑定为“工伤”事故？这是因为一旦进入了官场，如入污泥塘，腐败的风险就随之而来，“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不由得你自视清高、小心谨慎，不由得你守身如玉、坐怀不乱。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制度设计上有问题，当官员手中拥有了过大的公权，同时又缺乏有效监督，这个时候权力就一定酿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产生腐败。进而，当权力派生的利益在不同的权力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关联交易市场之后，权力者便自然构成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很自然地会把一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输入官场的官员选拔程序之中，在这样的官场体制下，一个人是不可能洁身自好的，洁身自好者的下场一定是出局。就像一台运转着的机器，如果没有防护罩等安全措施，齿轮飞转，你的手还得不停地在齿轮之间来回操作，受工伤就在所难免。

　　原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杨某在获刑后的反思，从一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当下腐败问题的本质。他说：记得1993年首次到香港招商时，穿的是精心挑选的一套当家西服，却被港方人员耻笑，不让上场。这事给我极大的刺激，后来在与私营老板们的接触中，被他们“一掷千金”的风度所腐蚀和击倒。抵不住物欲的诱惑，耐不住清贫的寂寞，这导致我很快走向失败和自毁。

　　杨某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如果让握有公共权力的无产者，在有产者面前表现得很没有面子，并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地球人都知道。什么“顶住诱惑”？那是神仙！因此，既然腐败是一种工伤事故，那么在容易出工伤事故的国家机器的重要部位，设计防护罩就成为避免工伤事故大面积发生的重要措施。否则，如果对腐败的同情进一步蔓延，那就真的让老百姓感到没有希望了。人类的发展历史证明：在公民社会里，要么让握有公共权力的人有产起来，不受诱惑；要么不让无产者握有公共权力。总之，如果过低地估计物欲对无产者的诱惑(海瑞毕竟只是官场的另类)，或者过分地要求握有公共权力的人守住清贫的寂寞(海瑞毕竟还是官场的另类)，都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不是优越的制度安排。是相信制度的力量还是相信榜样的力量，这是经济学家和道德学家对人的行为选择的不同判断；是积极推进制度建设，还是大力弘扬历史圣人，这是法学家和文学家因社会分工不同而从事的不同工作。

　　正当海瑞踌躇满志地走向官场，义无反顾地在准备与大明王朝的腐败势力作斗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编导们为观众展示的与当今社会极其相似的某些现象。我们一方面在屏幕前为中国历史上还有海瑞这样的能够身着布衣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替老百姓做主的清官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为这个民族将在各项制度建设方面努力实现有效地遏制腐败，建立一个和谐民主自由富裕的社会，感到“路漫漫兮其修远”……

　　警世通言 让后人记住你曾经非凡的创业经历，还是让后人记住你留下的产业与品牌，或是让后人怀念你的德行，再就是让后人一直遵循你确立的企业制度，这些都是生命极其有限的企业家们面临的选择。如果只能选择一项，哪个是最有价值的一项呢？不同的企业家会有不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