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没落

　　近代中国，能令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不多，而山西票号独树一帜。梁启超《在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词》中称：“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然而，好景不长，票号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走到了尽头。

　　“官本位”的影响

　　票号的诞生和发展，来自于社会动荡造成的机遇。道光二十九年，70岁的雷履泰在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后去世。其时，票号业在全国进入鼎盛时期，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群已经掌握了全中国的金融命脉。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官方”。票号发展过程中，吃了官方的甜头，但也带来了苦头。

　　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打破了清朝的宁静。半个中国陷入战争的蹂躏，将晋商几代人开创的商路彻底阻绝。不过，票号的基地在北方，向南发展不久，所以受到的打击不算致命。同时，由于南方向北京运输京饷的通道被战争切断，清政府被迫将汇兑京饷的重任交付给票号。京饷是对清政府的官吏俸禄、八旗军费以及皇室费用的总称，来自于各行省和关税、盐课。京饷本该由地方押运送往北京，但由于战争阻塞了交通，使清政府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清政府被迫在同治元年允许票号汇兑京饷。从此，票号与官方拉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治四年，清政府又将协饷交予票号汇兑。协饷是指由户部下拨各省和海关运往各地的绿营军费及地方经费。经此，票号的命运与清政府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成为政府依赖的非官方金融机构。在日后的洋务运动和《马关条约》赔款中，票号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票号在由一个纯民间的商业金融组织演变为清政府的金融工具后，免不了与地方乃至中央的官员频繁接触，这种接触必然导致官商勾结。票号要利用官员的政治资本与内部消息赚钱，官员也要利用票号雄厚的经济实力为自己搂钱，二者相互利用，相互依存。到光绪年间，包括日升昌在内的山西票号，主要业务已经成为官方的金融事务。紧傍官方，把票号的命运同朝廷捆绑在一起，随着清王朝的衰微，票号也出现了危机。

　　近代银行的威胁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这就使得外来资本可以轻松进入中国。银行，这个来自西方的洋玩意，开始了与票号的激烈竞争。

　　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1847年，第一家外资银行—英商有利银行在上海开业。1896年，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在上海开业。同年，盛宣怀向朝廷上了“请设银行片”，认为“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次年，盛宣怀开办的第一家私营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至1911年，全国已经成立了三十多家银行。

　　本来，顺应时势，在中国开办银行，是山西票号顺理成章也是最拿手的发展方向，然而，晋商过于精明，拒绝了这个机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提出设立大清银行(户部银行)，要求票号出钱出人，被晋商拒绝。旋又提出由政府出资金，由票号出人，又被拒绝。大清银行成立之后，曾找山西票号入股，再遭拒绝。无奈之下，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直接导致后来中国金融业被江浙商人所控制。连朝廷的建议都拒绝，直隶总督袁世凯更不在话下。袁世凯打算成立天津官银号，请山西票号入股，也碰了钉子。拒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怕“外人”和“外资”插手票号。

　　户部银行成立以后，作为清政府的官办银行，自然而然地垄断了几乎全部官银汇兑业务，这对于山西票号无疑是致命一击。

　　票号的自救运动

　　晚期的山西票号经理人，值得一提的是李宏龄。他是山西平遥人，时任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大掌柜。此人学识过人，交游广泛。陈三立在《平遥李君墓表》中称：“君虽治商，而好读儒生性理诸书，有所得报，膺而躬行之，所与游多一时知名士。”所以，他的眼界比较长远，在银行业进入中国之后，他清楚地看到了银行制度的优越性以及票号的种种弊病，率先倡言票号改革。他认为，票号只能通过反省自身毛病，改组为有限股份制银行，才是惟一出路。1904年，他召集票号同仁商议组建银行，但多数晋商并不热心。此时的日升昌大掌柜梁渭舟，倒不是特别反对，却担心办不成，称“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

　　李宏龄的具体建议是：由山西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晋省汇业银行。计划由各票号集股500万两，每股100两，每个月4厘行息。为此，他与祁县票商渠本翘一道，联合平、祁、太三帮各分号经理，向平遥总号发信，阐明利害，力劝改组，以应对来自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朝廷的户部银行、各个外资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的竞争。但是，蔚丰厚平遥总号大掌柜毛鸿瀚，出自票号传统的考虑，对李宏龄的建议彻底否定，对蔚字号的各分号下令道：“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票号自救旋告失败。后来，李宏龄愤而著出《同舟忠告》和《山西票上商成败记》，沉痛说道：“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

　　票号的凄凉晚景

　　1911年，清王朝摇摇欲坠，票号也病入膏肓。这时，山西票号的所有东家和大掌柜，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到前途的黯淡，于是，再度商议改组票号为银行。当年的反对派首领毛鸿瀚第一个举手赞成。但时机已经错过，票号多已巨额亏损，失去了募集本金的能力。1913年，由民国财政部从中牵线，提出向美国银行团借款500万元银洋作为本金，但终因不能提供抵押，被拒绝借款。票号断绝了改组为银行的最后一线生机。

　　1914年，在金融界活跃近百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的报道如下：“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曾经主宰中国金融的山西票号，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思考。在日升昌平遥总号旧址建立的中国票号博物馆里，我们还能领略到它那往昔的风光。曾在太谷度过童年的经济学家梁小民，批评余秋雨的散文和成一的小说对晋商兴衰的原因探究失于表面，他精辟地指出：“晋商的成功在于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激励机制与商业道德，晋商的衰败也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缺陷，成也传统文化，败也传统文化，这是理解晋商兴衰的钥匙，也是寻求今天山西走出贫穷的起点。”(《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读书》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