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中国特色

　　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金融机构，票号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很浓重的“中国特色”。票号不仅仅是中国企业制度的滥觞，而且在它的血脉里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浸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票号的发达也好，衰落也好，都与这种“中国特色”有密切关系。

　　山西式信用

　　票号做生意，关键就是一个“信”字，“以义制利”是晋商的基本准则，“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晋商的讲诚信，在当时是很出名的，而且承担的是无限责任。票号对顾客必须做到言而有信，即使损失再大，甚至破产，也在所不惜，“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所以，有人总结票号的特点是“赔得起”。所有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这种诚信，同西方的企业发家史不一样，而是从中国传统中演绎出来的—所有票号，都会供奉关公。在票商心目中，这位已经被神化的山西老乡关圣帝君，就是诚信的化身，也只有山西的关圣帝君，才能解释票号“无限责任”的内涵。在晋商的经营历史上，有许多孙子替爷爷清账，儿子为父亲还债的故事。这种商家义务，不是用现在的契约合同责任所能解释的。当代有的学者在研究中认为，正是票号的这种无限责任，限制了票号向现代银行业的转型。有的学者则认为，尽管现代企业只承担有限责任，但经营所需要的，正是把这种无限的负责精神发扬光大。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只能由读者自己判断。

　　有几则小故事，颇能反映出日升昌的这种经营理念。平遥城内有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人人都知道她家贫如洗。但光绪年间突然有一天，这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来到西大街日升昌总号，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汇票，让柜上辨识兑换。接待她的伙计不敢怠慢，一看汇票，数额为12000两，开具者是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时间在同治七年。时隔三十多年，伙计看不出真假，赶紧请示柜头柳芬。柳芬自己也说不清，只能到后厅询问大掌柜张兴帮。两人把老太太请到屋内，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账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在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赢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后，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尸体运回家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择日出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开始败落。妻子几十年熬过来，不曾想有一天，她拿起丈夫留下的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缝在里面的日升昌汇票。因为她的丈夫死在路途，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她自己也说不清这汇票是真是假，即使汇票真实，事隔多年，日升昌认不认也在两可之中。她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升昌碰碰运气。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一天比一天红火。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单，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而且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没有账簿，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行兑付，这样的要求毫不过份，合情合理。但是，日升昌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在分号账目无法核对的情况下，采取了他们自认为最恰当的做法—所有储户，只要拿出存单，只辨认存单真假，不核实账目余欠，不管银两数目多大，一律立刻兑现。

　　这种诚信，为晋商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8称：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1888年，一位汇丰银行的英国经理评价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的商人会像中国商人这样值得信赖，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中国商人做了大量生意，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欺骗行为。正是这种诚信，推动了晋商的发展和票号的兴旺，同样，这种诚信，也同西方式企业所形成的“有限责任”格格不入。无论是财东还是掌柜，都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只承担股本责任而留下赖账的后路，无异于诈骗。所以，这种诚信中隐含着一个非常严苛的前提，就是作为东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在商战中败北，不可能有“破产”后复出的机会。而经商不可能稳拿稳赚，关公式的信义，肯定会有不少人最后发展为关公式的“走麦城”。孰是孰非，也值得今人细细思量。而票号的身股不承担亏空赔偿责任的惯例，为优秀经理人才开启了另一条生路。生意亏本，东家彻底玩完，但掌柜的和伙计们只要品行无亏，信誉不倒，还可以在其他商号东山再起。

　　山西式用人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在用人上具有极为鲜明的山西特色。所有的晋商，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乡不用亲。开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人，票号的所有人员，从大掌柜到伙计学徒，一律山西人，概莫能外，而且主要分布在平遥、祁县、太谷、榆次、介休、蒲州一代。

　　不用家人和亲戚，是晋商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不成文规则。这在中国千百年来重视亲情的大背景下，是十分难得的，同时也是势在必然的。从古到今，经营需要的是理性，亲情介入经营，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晋商不用亲属的起源已经无从查考，但这肯定是经历了无数次教训之后积累出来的智慧。这并不是说晋商不看重亲情，只是表明，在他们那里，亲情是亲情，生意是生意，做生意锱铢必较，济贫困则慷慨大度。这一点，倒同当代西方某些大企业家拼命赚钱然后又回报社会有点相仿。

　　票号只用山西人，这同古代的信息条件有关。当地人知根知底，人品性情如何，口碑俱在，尤其是进入票号必有铺保，保人状况如何有着很大作用。一旦出事，乡里舆论不容，欺骗行为会付出极高的成本，前面提到的冀体谦就是一例。在这种环境下，一旦犯事，终身受累，任何人都得仔细掂量。所以，不仅是日升昌，而且包括所有山西票号，不管是鼎盛时期，还是衰败末路，数百年间，居然没有出现一起掌柜贪污或卷款逃跑的事件，犯事的伙计虽有，但概率极低。尽管票号经营中少不了有勾心斗角跳槽挖坑之类行为，但这些行为均有“章法”，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

　　在山西，人们对经理人员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财东。成功的掌柜，也是晋人激励子弟的楷模。民谣云：“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人，大子雷履泰，次子毛鸿 ，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雷履泰是山西首家票号日升昌的大掌柜，毛鸿 是日升昌的二掌柜，后来跳槽做了蔚泰厚的大掌柜，程大佩是日升昌的三掌柜。无形中，晋中一带，经理人才层出不穷，人人都力争向掌柜的台阶上攀登，顶不济也得当个有头有脸的伙计。这种选择和培养的互动效应，也是山西票号只用当地人的一个因素。

　　福兮祸所伏，只用山西人，使票号获得了人力资本上的巨大收益，同时也限制了票号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在晚清的银行改革中，山西票号一再拒绝改革动议，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改革会使“外人”进入金融业，最终使风光一时的票号黯然失色。此乃后话。

　　山西式斗法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对中国的“窝里斗”做了辛辣的抨击。晋商也不例外。篇幅所限，本文只举一例。

　　日升昌的大掌柜雷履泰大权在握，二掌柜毛鸿 精明能干，本来是一对好搭档。但是，共患难易，同享乐难。日升昌如日中天的时候，两人发生了矛盾。有一次，雷履泰有病，基本不管具体事务，但依然住在票号，大事由他定夺。二掌柜毛鸿 就给东家悄悄建议说，住在票号不利于养病，让东家出面劝雷履泰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东家脑子少根弦，没思量就去劝雷履泰。雷履泰二话没说，当天就回家去了。过了几天，东家到雷家去探望他的病情，看见雷履泰正在向各地分号发信。东家大吃一惊，而雷履泰不紧不慢对他说，日升昌是东家的，而各地分号是我雷履泰开设的，现在我准备全部撤回来好交盘给你。东家听到这里，当下就跪到雷的面前，恳求不要撤号。雷只好让东家起来，放话说，他知道让自己回家不是东家的主意，但绝不答允回总号视事。东家无奈之下，只有赔情，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纹银五十两。这种情况下，毛鸿这二掌柜不可能再干下去了，便辞号去了蔚泰厚绸布庄。雷履泰逼走毛鸿，这才重新回来。

　　至此，雷毛二人结下了梁子。毛鸿发誓要报复雷履泰，在他主持下，蔚泰厚也改做票号生意，挖来了日升昌伙友中的两员干将郝名扬、阎永安。东家侯氏破格以待，给毛鸿 在蔚泰厚顶股十厘的同时，又在新泰厚同时顶股十厘，等于让毛鸿一个大掌柜顶了双份身股。毛鸿知恩图报，同时也是要给雷履泰难堪，使蔚泰厚生意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形成了蔚字号五号联营，成为日升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雷履泰则不择手段，给自己各分号发信，揭露被挖走的两个伙计隐私，而且不计代价拆蔚泰厚的台。据说，由于雷履泰的暗中操纵，曾导致蔚泰厚的苏州分号彻底失去了生意。

　　如果仅仅是生意上的恶性竞争，倒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斗法并不到此为止。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雷鸿，以羞辱毛鸿；毛鸿也不善罢甘休，给自己孙子起名叫毛履泰，更低了一个辈分(余秋雨在文中称两人都给自己的孙子起了对方的名字，记忆有误。本文从《山西票号考略》所载)。这种争斗，明显具有“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