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的缩略图

　　雷颐

　　唐山天津线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说：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260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

　　1888年11月，李鸿章又通过奕-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连接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悄悄修路忍而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却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

　　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与前几次一样，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还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大体而言，顽固派的意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修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认为如修筑津通路，一旦外敌入侵即可经铁路直达京师。二、修路扰民。铁路所经之地，要拆毁民间田庐坟墓，必致民怨沸腾。三、修筑铁路夺民生计。铁路修通后，将导致成千上万原来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贫困失业，断其生计。面对众多位高权重大臣的强烈反对，李鸿章这次因有醇亲王支持，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相反，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1880年底关于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辩时，双方基本只能空论修路的利弊，无法以经验、事实来检验。这种空论无疑使顽固派的“道德”、铁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等“意识形态”话语显得更有力量，再加上顽固派力量强大，争论以洋务派失败告终。而现在这一次大争论，则有已修成的唐津铁路以事实证明了铁路的优越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争论从“道德”、“意识形态”层面“降低”到技术层面；加之中法战争后奕-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所以坚决支持修路，这样赞成与反对双方力量旗鼓相当。面对两派势均力敌的局面，朝廷一时仍拿不定主意，于是慈禧于1889年2月14日发布“懿旨”，要地方大员也发表意见。但这些“地方官”都谙熟官场“游戏规则”，知道赞成与反对两派在朝廷各有势力，不能轻易得罪，结果明确表态支持与反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含糊其辞、态度暧昧。这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经中法战争后已转而赞同洋务，所以明确表态支持修铁路。不过，他的建议却是停修津通路，改修腹省干路，即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几经权衡，清廷最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历时半年的大争论遂告结束。

　　从1972年李鸿章提出要修铁路到此时才成为“国策”，17年过去。对外患内乱不断的近代中国、清王朝来说，这17年分分秒秒都可说弥足珍贵，而修铁路应是“求亡图存”的重要内容，却因朝廷的颟顸和顽固派的愚昧被耽误。大清王朝，不亡也难。

　　从是否修铁路来说，1889年这次争论终以洋务派胜利告终，所以奕-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高兴地称赞张之洞的建议是“别开生面，与吾侪异曲同工”。然而，李鸿章的心情却复杂得多：一方面，从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他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起，到现在已近20年，虽然十分艰难、耽误了宝贵时光，但朝廷最终同意修路，他当然为此高兴；但另一方面，张之洞的建议明显是为限制自己的北洋系势力进一步扩张，而朝廷决定也明显扬张抑己，所以又有深受打压之感，时有怨愤。而洋务派内部确有不少人对李鸿章北洋系扩张过快大为不满，如威望甚高的曾国荃上奏坚决主张要修铁路，认为今天不修明天肯定也要修，各国皆同，但对修津通线一事却三缄其口，决不附和，亦不欲李鸿章势力过大也。

　　不过，李并不甘心自己的计划落空、势力受损。他知道，要修长达三千华里的卢汉路谈何容易，约需三千万两白银，几乎是朝廷年收入的一半。所以他在给其兄的信中不满地说张之洞“大言无实”，最后“恐难交卷，终要泻底”。因此，他对修卢汉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但张之洞不愧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也是官场高手，岂能让李鸿章作壁上观？想方设法也要让李鸿章“上马”为我所用，所以向朝廷建议，卢汉路分几段修筑，先修南北两段；南段从汉口到信阳，由他负责；北段从卢沟桥到正定府，由李负责。他还提出以十年为期，前几年先建铁厂、钢厂，后几年再开始修建铁路，“两端并举，一气作成”。对此主张，李鸿章大不以为然，曾以此中前辈教导后辈的口吻致电张之洞说，从开采铁矿、炼钢到做成铁轨、机车实非易事。如日本一直在大修铁路，工、料虽然都用土产，但直到现在钢轨仍不得不从西洋进口。最后，他表示：“自愧年衰力薄，不获目睹其成耳！”一是以此推脱，二是表示自己看不到那一天，其实是对张大泼冷水。就在他辞就两难之际，沙俄加紧修建东方铁路，直接威胁到“龙兴之地”中国东北的安全。李便乘机于1890年3月会同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东北、朝鲜受到日本、俄国严重威胁，因此建议缓建卢汉路、先修山海关内外的“关东铁路”以加强防务。此奏立即得到朝廷批准，谕令李鸿章督办一切事宜。李喜过望，再不以“年衰力薄”推却，并迅速派人前往测量堪路。以当时形势而言，确应先修关东铁路，而李鸿章也确实善于“把握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

　　关东铁路实行官办，将原来修卢汉路的每年200万两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因为唐津铁路已修至滦州的林西镇，李鸿章决定关东铁路由林西造干路出山海关至沈阳，再到吉林，再从沈阳造到牛庄、营口的支线。1891年，他在山海关设立了北洋官铁路局。当一切按计划进行，林西至山海关段100多公里长的铁路于1894年春建成通车后，户部决定挪用关东铁路经费给慈禧太后做六十寿辰庆典之用，其他如山海关到沈阳等主要部分不得不被迫停建，而这正是

　　“铁路”这种新交通方式在近代中国开始遭到强烈反对，一旦意识到它的巨大利益后，又成为统治者的争夺对象，这几十年的命运真可谓一波三折。在某种程度说，这也是所有“新事物”在中国的命运。从要不要修铁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新事物引进中国的艰难曲折、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国家和朝廷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弈、“洋务派”内不同派系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你争我夺……不啻是一幅当日社会、官场的“缩略图”。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