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莫学齐桓侯

　　张华强

　　公司治理之所以遭到了冷遇，被搁置起来，那多半是有人讳疾忌医，像古时候的齐桓侯对待扁鹊那样。

　　关于公司治理的话题曾经过热闹过一阵子，然而迄今为止当它还没有得到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统一定义时，就似乎遭到了冷遇。

　　据说，“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是“统治”或“掌舵”的意思，而人们把它翻译“公司治理”恐怕也是有其原因的，那就是类似于给自己治病，有病治病，无病调理强身。所治之病就是逆向选择、败德行为和不正当管理之类。来自外部的公司诊断早已有之，那大概是专治管理不科学之处的，至于管理正当与否，多半是公司自家的事情，所以产生了由内部公司治理来解决的需要。只不过对于管理科学的保健，管理者常常乐于接受；而对公司治理的透视，管理者却是讳莫如深的。公司治理之所以遭到了冷遇，被搁置起来，那多半是有人讳疾忌医，像古时候的齐桓侯对待扁鹊那样。

　　扁鹊是我国东周时期的一代名医，医术高明，曾经有过使病人起死回生的病案记载。有一次，扁鹊行医来到齐国，寄寓在桓侯门下。初次见到桓侯，细心的扁鹊就发现他老人家身体有恙，便直言不讳：“你的肌肤有病变，如果不抓紧治，发展下去可不得了。”桓侯不以为然，认为扁鹊无非是想找个机会显示自己的医术。过了几天，扁鹊又见到了桓侯，端详了一番后对他说：“你的病情己经侵入血脉，任其发展，病入膏肓可就晚了。”桓侯不悦，断然否认自己有病。如此三番，桓侯不接受治疗，最后果然被病魔击倒。这时候桓侯派人赶紧去找扁鹊，扁鹊自知无力回天，已经逃往他国。桓侯很快就死去了。

　　扁鹊逃离齐国的原因或许是复杂的，仅自知无力回天这一条就足以说明问题，也难能可贵。其实，扁鹊早就承认自己的医术并没有世人传说的那样高明，他认为真正高明的医术正好和讳疾忌病的思路相反，那就是防患于未然。相传扁鹊和魏文王有一段对话，魏文王问：“你兄弟三人都钻研医术，哪一位医术最高？”扁鹊答：“长兄最好，仲兄次之，我最差？”文王问：“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解释说：“长兄在病人病情发作之前就能给人把病治好，一般人体会不到这种好处，所以他的名义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人才知道。仲兄擅长于病情初起时给人治病，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名气只及于乡邻之间。而我治病都只能应邀于病情危重之时，病人亲属都很关注，有时候要做大手术，还可能惊官动府，所以我的名气似乎很大。”从此可以看出，扁鹊治病是很不愿意趁人之危图虚名的，可惜的是齐桓侯们往往误解了他的善意。

　　扁鹊关于医术高下的分类，在企业管理领域相当于对管理过程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对管理者的控制不是要捆住他们的手脚，而是要及时发现和抑制其败德行为和不正当管理，并对其逆向选择中的不正当管理所造成的“病情”及时进行治理。显然，这种事中的治理，尤其是事先的预防，要比事后的惩罚高明的多。当企业高管的“败德”行为到了腐败的程度，给企业运营酿成大患之时，虽然我们可以给企业动大手术，甚至可以挥泪斩马谡，但是企业的损失往往难以追回和弥补，如果企业因此而大伤元气，那就更令人追悔莫及。

　　可惜的是，在公司治理中给自己治病，，远没有被人们像反腐败那样所重视、所追捧。这倒不是因为前者没有后者那样热闹，有戏看，而主要的是因为管理者自己像齐桓侯那样讳疾忌医。可以想象，当一个人身居要职，权倾一时，说一不二之时，你说他的某些管理行为涉嫌不正当，就像扁鹊提醒齐桓侯身体有病遭受白眼一样，他当然不愿意承认。与齐桓侯一脉相承的，是官本位思想。管理者大权再握，他的一切行为的正当性都勿庸置疑，也容不得任何挑战。如果要对他的行为进行“治理”，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像齐桓侯那样对扁鹊仅仅表示“不悦”，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给自已所治之病，相对于企业领域里的腐败大鳄来说，可能是小巫见大巫，值不得大惊小怪。在一般人看来，管理实践中的逆向选择、败德行为和不正当管理只是管理行为不太规范，人们不可能苛求管理者是一个道学先生。在竞争激烈，市场秩序尚不理想，投资环境、社会风气尚且如此的情况下，不太规范的管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并无大碍，甚至还可以给自家人挣来一些现实的利益。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有些人还把善于进行这样管理的管理者当做“能人”看待，对逆向选择、败德行为和不正当管理颇有些欣赏之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管理正当与否，不限于站在企业内部自家人的立场，而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标准，指称那些以“管理”的名义谋取个人或小集团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可能管理者会因此而得计于一时，不痛不痒，而它恰恰是不少“问题富豪”起初的病灶。常常听到一些“陨落”的企业明星在甘愿伏法的同时，也抱怨当初为什么没有人及时提醒他。如果我们能够从现在起就重视公司治理，或许真能减少“桓侯”们的遗憾。

　　如果我们能像扁鹊那样，承认防患于未然的公司治理对于治愈企业病更有可取之处，那么我们也必须看到它注定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当然，反对逆向选择、败德行为和不正当管理不能仅仅停留在善意的警示上，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我们应当把公司治理当做一把尚方宝剑，明确治理就是与管理抗衡，不论管理者是否讳疾忌医，都能将逆向选择、败德行为和不正当管理校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将影响公司发展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企业稳健成长，成就大事业。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才是公司治理的理想境界，既使只有“内部人”才知道其“医术”高明，仍然是功不可没的。由此可见，要想使公司治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不能把它仅仅当做“统治”或“掌舵”者的事，更不能让齐桓侯们延误了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