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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恢复八股考试的启示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5月19日 18:49 《管理学家》

  刘文瑞

  一说起明清的八股考试,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它的弊端。时至今日,八股几乎成了僵化死板的代名词。然而,康熙恢复八股考试的一则史料,值得我们深思,其中反映的道理,对于我们选拔和使用人才,对于管理制度建设,都不无启迪。

  清朝康熙即位时,只有8岁,还是个孩子,按照顺治的遗嘱,由四位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这四位大臣都是马背上打出来的战将,尤其是鳌拜,纯粹是赳赳武夫。他们崇尚的是强弓硬弩,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对于文绉绉的八股考试,他们并不打算弄清其中的奥妙,只是直观地看到八股的无用。于是,在他们的主持下,进行了科举考试的改革,取消八股文,改用能够直接反映治国能力的策论(即政策性或对策性的论文测验)。

  康熙是一位深受传统典籍熏陶的帝王,对中国文化有着很高的造诣。他亲政后,立即取消了四位辅政大臣的改革,恢复了八股考试。相对于四大辅臣而言,康熙文化底蕴深厚。中国历史上出色的统治者,都明白治理天下不能仅靠武力,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康熙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在治国水平上,康熙要远远超出四大辅臣。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康熙为什么会对遭到多方抨击、明显无用的八股考试情有独钟?再进一步,八股考试真的无用吗?引申到管理问题上,我们应该怎样区分制度措施的无用和有用?

  八股无用之说,主要是针对这种考试的基本方式是“代圣人立言”,只讲儒学义理,同治理国家的具体能力不相关。写八股文章对形式的要求近乎苛刻,行文不但有字数和格式的限制,而且在文字的对仗、读音的平仄、典故的使用、句式的排比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范,甚至字形偏旁的组合、词汇语义的双关也很有讲究。就拿文章起手的“破题”来说,一般情况下,破题既要涵盖全部题意,又不能超出命题意域,正题应当反破,明题应当暗破。光一个破题,就够那些童生学几年的。而八股不仅仅是破题,还有承题,起讲,以及正式的排偶八比,最后是概括全文的大结,各个部分都有难度极大的格式规范。古人认为:八股“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这样,从表面看,八股就显得太过死板。

  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上述批评就有了疑问。八股确实同治理国家的能力不相关,但是,治国是不是仅仅有能力就足够了呢?有没有比能力更基本更重要的东西?稍微关注一点中国的传统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八股的存在,有它存在的理由。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统治者向来把“心术”放在“技能”之上。正如司马光在谈到德才关系时说的那样:“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用。”八股考试的基本作用,不在于发现应试者具有什么过人技能,而在于培养应试者的信念操守。康熙之后,

雍正曾明白无误地说:读书考试的目的是“讲求天经地义,知有君父之尊,然后见诸行事,足以厚俗维风”,而不仅仅是考察文采技能。直到晚清变法,主张废八股的康有为,也称八股取士“虽未足以育才兴学,犹幸以正世道人心焉”。显然,八股的技术设计,本来就不是为了追求直接的应用技能,而是为了培育世道人心。

  八股确实有严格的形式要求,但形式规范是不是就肯定会限制人们创造力的发挥呢?仔细考察也不尽然。在中国文化中,格式规范恰恰不是限制创造力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激发创造力的必要手段。比如,旧体诗的格律要求,对诗人的创造力要求远远高于白话诗。根据严格的平仄句式填词,比编顺口溜难度大得多。八股文的对仗和平仄要求,类似于对对子。中国的对联文化发达,说不定就同八股文有内在联系。上世纪30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入学考试时的国文试题中就有对对子,出的上对是“孙行者”,本意是要求学生对出“胡适之”,学生实际回答的是“祖冲之”。认真推敲起来,这种考试方法中蕴含的创造性余味无穷。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八股考试的实质是测验智力,而不是搞死背硬记。甚至有人说,八股考试的方式,主要是测验人的聪明程度,相当于古代的智商测评。这种方式有可能造成一些杰出人士的落选,但却能够保证把智力低下者拒之门外。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参考何怀宏的《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书店),这本书对八股有相当深入的论证。

  在人才的选拔上,四大辅臣追求实用而取消八股,康熙则把看似无用的八股重新恢复,其用意要比单纯追求实用高出一筹。选人用人,如果过份功利化实用化,效果不一定好。八股考试的长处,在于维系统治思想,测验智力水平,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比立竿见影式的实用技能考察,更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这对我们今天的用人与管理不无启示。比如,选拔人才的考察标准和考察方法,了解其责任心、毅力、坚韧程度,恐怕比是否掌握某种技术更重要;弄清楚他的为人和操守,恐怕比某些等级考试证书更本质。

  当然,八股的最终废除,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但简单地否定不可能自然产生出更好的替代制度。当一个制度存在明显弊端时,作为管理者,必须考虑能不能找出更好的替代性制度。如果没有合适的替代品,对不起,该用旧制度还得用。最糟糕的是,急急忙忙把旧制度否定了,然而替代制度的实施效果有可能更差劲。新制度可能在一些方面克服了旧制度的缺陷,但却在另外的地方造成了更大的弊端。一味守旧固然不可取,但火候不到的“创新”往往会造成反复甚至倒退。

  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是一个浮躁飞扬的时代,是一个急急匆匆的时代。在这种转型中,人们往往看重破旧立新,而忽视传统承继。殊不知,欲速则不达,管理者需要在制度变迁和替代中保持冷静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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