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创新的宿命

　　采访·撰文＝丁凯

　　迄今为止，依靠技术创新保持长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仍然乏善可陈，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无论是政府的政策配套还是VC—并不鼓励这种创新。我们的企业所擅长的商业模式创新，也往往是因循国外已有的商业模型。不同的是，他们可能比国外前辈更为成功，值得他们忧虑的是：他们自己也正在或即将遭遇复制。

　　1988年，周家儒还年轻，他和7个朋友一道拆散了一辆菲亚特126P，逐个部件地研究。他们中间没有一位汽车工程师，拆车的目的是为了仿造汽车零部件。那一年，菲亚特126P是温州出租车的主流型号，只是配件奇缺。之后，周家儒开办了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并逐步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球笼等速万向节出口公司。

　　和周家儒一样，很多温州企业家的起步始于仿造。但周家儒的道路并不仅仅是温州制造业的缩影，更是数千万中国民营企业不断重复的发展轨迹。今天，周家儒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技术创新，从发展阶段上看，这家叫做冠盛的制造企业甚至比新经济模式下的声名显赫的活跃分子们更为先进。

　　中国的一批互联网企业实际上正在兴奋地尝试周家儒18年前的Copy之路，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如同冠盛一样已经取得了行业里压倒性的市场份额，这使他们陶醉，也鼓舞了持续跟进的后来者。中国互联网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可以用百度CEO李宏彦在2006年互联网大会上的发言概括：“这么多的人做同样一件事情，实在是可怕。”

　　快速、来不及思考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引以为荣的复制，让对技术创新的探求日渐成为被大多数中国企业遗忘的目标，他们甚至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些被他们复制和模仿的公司们无一不是以技术创新起家，并持续保持着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激情。我们所说的技术创新是指在行业中具有开创意义的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的革新，而这种革新是在这个扁平的世界中使新旧经济模式下的企业保持长久竞争力的唯一途径。

　　风险投资已经感觉到持续创新能力的匮乏而正在从中国IT行业退却。在2006年第三季度，中国有54.8%的VC投向以互联网企业为首的IT行业，而在此前的第二季度，这个数字是70.9%。虽然不少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上市之后都目睹了公司

　　风险投资自己必须为这种局面负责。中国经济增长的光芒过于耀眼，选择分享这种增长，其风险远远小于选择一家有潜力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在VC们偏离自己本分的同时，Copy的惯性反而在既得利益者成为榜样的同时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正在着力塑造自主技术创新的形象，他们努力浇灌，只是忘记了在土壤里播种。

　　除去外部原因，技术创新的缺席终究只能归咎于企业自身，今朝有酒与未雨绸缪或许真的是一个两难抉择——况且部分技术创新的先行者境遇看来并不好。而市场中的少数创新者们青睐的是商业模式创新，“蓝海”二字泛滥的速度超过细菌繁殖，人们的思维开始走向偏执，他们愿意冒险尝试的只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把长期发展策略交给下一位CEO吧，在泛红的“蓝海”里，他们唯一需要思考的是下一片“蓝海”在哪里。

　　无法盛开的创新之花

　　技术创新的思维从未深埋于大多数中国企业的灵魂之中，技术创新之花无法在这个曾经以震撼世界的发明令其他民族景仰的大国绽放，因为从根本上讲，我们仍然缺少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尽管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自主技术创新正在为政府大力推行。技术创新需要温室，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园丁，而我们在企业孵化机制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方面，实际上并未对技术创新形成鼓励。

　　地球上风险投资最为活跃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以色列。虽然中国强劲的出口使其拥有了超过1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从产品结构来讲仍然逊色于以色列，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出口额占据全部出口额的46%。

　　在以色列，无论企业或个人都可以向国家申请创新基金，国家判定其是否值得支持的标准是看它有没有技术进步，只要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哪怕非常小的进步也会给予资助，判断这种创新何时成功的标志也绝非是否有机构为其颁发了一个奖状证书，而是何时有商业基金愿意向其投资。在此期间，政府提供的资金可占企业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等所有运作资金的75%左右，有的甚至高达85%。

　　通常而言，这个周期为2～3年，在此之后，企业或者因为产品缺乏市场而夭折，或者走向市场中自谋生路，而遍布以色列的85家风险投资公司则在此时开始介入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之中。目前，生命科学和通信技术是最受以色列VC青睐的行业，而这些VC的投资回报率稳定在22%～29%之间。

　　而在中国，技术创新型企业的生存环境堪忧。由于企业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很多正在困境中挣扎。海天天线是位于西安的一家移 动通信无线基站天线生产企业，他们的产品全部基于自主技术生产，占有中国近一半的市场份额。但由于银行对西部中小民营企业的冷淡态度，他们在2006年全年很可能只能获得1000万元银行贷款。

　　“我们只是保持了2004年的市场份额，如果资金跟得上，我们完全可以在2005年有更大的突破。”海天天线总裁周天游说。2005年，海天天线的全部营收为1.768亿元，而由于客户回款周期普遍超过300天，他们的应收账款达到1.8亿元，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将销售额的12%作为研发费用。

　　除去银行和投融资体系的问题，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力，海天天线和众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一样，在知识产权屡屡受到侵犯时，精力有限，又无暇顾及，更遑论一一进行诉讼。伴随着国际铜价猛涨，他们的产品价格高出对手近10%，甚而在南方，很多企业通过仿造，产品零售价格低于海天天线的出厂价。

　　“我们感觉很累，行业的现状就是依靠模仿的企业比自主研发的企业过得滋润，国家还需要出台系统化的实际扶持政策。”周天游说。依靠模仿可以在市场中立足，又不会因此受到惩罚，并且可以拥有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何乐不为？

　　沉沦的VC

　　以色列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大力扶植与风险投资的适时介入形成了无缝连接，即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政策机制有朝一日可以有效运转，今天大部分风险投资的作为仍然让人忧虑，他们轻易被那些创新乏力，甚至盈利模式都尚未清晰的公司吸引，却并未出现在最具有潜力的行业和市场。

　　周天游表示，他们欢迎各路VC与之合作，而此时，VC正一头扎进互联网行业。在美国，VC的角色对于新技术的崛起至关重要，由于他们的存在，新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从20年缩短到10年，然而在中国，大部分VC们过着高枕无忧的日子，他们生存在全世界最不必担心投资风险的国度。

　　尝试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大学门口卖煎饼的老妇能否获得风险投资？”“当然要投，原因很简单，她只要卖一天，就有一天的收入，不需要培育市场，回款周期没问题，现金流有保障，这是一个优质项目。”这样的回答出自某总部设于北京中关村的著名风险投资基金的执行董事口中。

　　这位执行董事的思考不无道理：在中国，相当一批VC正在做的事情，是从完全没有风险的企业和行业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润。这些不求上进的VC又十分喜欢听故事，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讲，告诉VC我们是中国的Youtube、Myspace等，言简意赅又十分有效。而VC们虽然并不确定眼前的互联网企业一定具有可以推敲的商业模式，但通过网站用户数量这个单一的判断标准即可决定投资与否，而他们对所投资的企业的预期，以及退出的方式普遍是—上市。

　　于是，我们看到了互联网领域与传统制造业如出一辙的一拥而上，VC们的慷慨解囊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假思索的复制行为。而与此同时，打着VC旗号的形形色色的机构或个人却乘虚而入，严重挫伤了部分高技术企业对VC的信任。

　　只要提起VC，宋建忠就皱起眉头、连连摆手。这位德国德累斯顿大学的归国博士在1995年就开发出自己的测量仪系列，1997年回到西安创办中国第一家三坐标测量仪生产企业——西安爱德华测量设备有限公司。三坐标测量仪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生产的精密测量仪器，最初宋建忠只有100万元人民币自有资金，连生产样机的钱都没有，就带着几个员工走南闯北帮其他企业维修设备积攒资本。他说，当年市里科技部门的一笔5万元奖金都曾使得企业免于倒闭。而在他的企业开始有声有色之时，却被打着VC旗号上门的几个人骗走了6万元调查费和部分商业资料。与其经历类似的还有贾晓良，他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有能力生产彩色成套冲印药剂的国家，也免不了遭遇冒牌VC的欺诈。

　　复制，并成为“地头蛇”

　　在复制之后，大部分中国企业仅有的优势是比国外企业更为了解中国客户的心态和习惯，这让他们在眼下垄断了市场，然而这种没有不可替代性的优势注定无法长久。

　　相对于那些不假思索的复制者，一批探寻并了解本地用户需求的中国企业总算有了进步。昙花一现之后，ICQ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而后来者腾讯OICQ却成为中文即时通讯领域里具有明显优势的垄断者。QQ胜过ICQ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一个通行的看法是，他们比对手更了解中国用户。

　　由于当年的中国网民大多是在网吧上网，而ICQ的个人信息和设置只能保存在个人电脑上，利用服务器保存和更改个人信息的QQ因此具备了优势。2006年6月3日，QQ创下了同时在线超过2000万人的历史纪录，后期开发的QZONE也已经有了19%的流量。

　　与之类似的还有百度，他们目前占有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69%，人们惯于津津乐道的是，这个数字远远高于Google与Yahoo的总和，但实际上，百度与QQ一样，在中国市场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对于中国网络用户的了解。

　　基于这种优势获得垄断性市场份额的例子在传统行业并不鲜见。20世纪90年代初期，垄断中国警灯、警报器市场的是美国联邦(道奇)，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警用器材生产商。而在今天，中国警灯、警报器市场的垄断者换成了占有近60%市场份额的浙江星际集团，由于无力在中国铺展广阔的销售渠道，美国联邦从中国市场退却。人力和资金的投入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障碍，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警灯、警报器的销路完全依赖中国公安部的招标采购，而美国联邦显然不如中国对手那样善于处理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对于一家地处温州的企业，星际集团难得的是投入了大笔资金进行技术革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是全国同行中唯一拥有警灯表面强化处理车间的公司，每个月，他们都有超过30种新产品的样品在实验室中诞生，尽管如此，国内警灯市场容量有限，在成为垄断者之后，试图增长哪怕一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都要付出巨大代价，而美国联邦在此时卷土重来，在2006年，他们联系星际集团，商谈收购事宜。

　　几乎如出一辙的是，在搜索引擎市场，一场凶残的竞争正在展开，如何寻求基于技术创新的客户体验改善，将是百度面料的关键考验。2006年11月28日，华尔街分析师表示，“当大家都看好中文搜索可能带来的巨大市场和收益时，充分的竞争很可能会在未来10个月内颠覆整个格局。”

　　雅虎中国从总部搬来价值10亿美元的设备，Google可以用来争夺中国市场的单项研发基础技术平台动辄数亿美元，当这些国际巨头与相对而言势单力薄的百度全力拼杀中文搜索市场时，结果尚难预料。

　　雅虎2006年11月展开的“搜索引擎谁是谁”的盲测体验吸引了超过百万网络用户参与，结果65.1%的用户无法分辨雅虎与百度的区别，这意味着对品牌并无忠诚度的中国网民也随时可能转投雅虎或者其他搜索引擎。据说百度目前正在着力投资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但这家上市公司终究面临艰巨的盈利压力，在技术革新的同时，他们还需要一份漂亮的财报。

　　“蓝沟”战略

　　比单纯本土化更进一步的，是商业模式创新。实际上，由于欠缺技术创新的动力和环境，寻找新的商业模式，涉足所谓“蓝海”成了一批企业自然而然的选择。诸多中国企业沉迷于寻找蓝海，来回避血腥的竞争，但实际上，蓝海只是他们希望省略艰辛的技术创新而一夜暴富的梦幻化身，大部分以找到蓝海而自居的中国企业实际上身处“蓝沟”。

　　不少蓝海征途上的企业几乎忘记了蓝海概念的创造者钱金提出的“排他性”要义，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屏障，他们找到的所谓“蓝海”，其实完全不排斥其他人进入，充其量是一条即将迅速干涸的沟渠。分众传媒被视为中国蓝海的榜样，而江南春说：“很多有力的蓝海创意具有巨大价值，本身却不包含技术上的新发现，也因此无法申请技术专利，不具有排他性，因而容易被模仿。”此时，正有一批认为创意万能的企业在“蓝沟”中翻腾。

　　分众传媒是新经济领域提及商业模式创新就无法被回避的名字。销售电梯间广告在中国的确前无古人，但在美国，这早已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当年虞锋创办聚众传媒就是因为2002年在美国出差期间看到了芝加哥的楼宇视频广告。所以，实际上这种商业模式的创新，仅仅是又一次的“本土化”。

　　事实上，成就分众传媒的关键一步在于对聚众传媒的收购，此举使其立即在市场中成为垄断者，而在短时间内，市场中不可能存活第二家经营同样业务的企业。这将使得分众的“蓝海”具有排他性，并继续“蓝”很长时间。

　　当然，作为上市公司，分众不可能就此止步，而必须冀望长久的盈利能力，这逼迫他们必须不断找到类似的无人涉足的市场，江南春已经把下一个目标放在了手机广告业务领域，有业内人士指出，网吧也可以成为具有“分众”色彩的巨大市场，分众等试图保持蓝海的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持续发现新的领域和商业模式。

　　蓝海的迅速泛红，考验着钻研此道的公司们。这个速度超越了大连通发企业集团的想象。通发是中国第一家生产双金属复合导线的企业，这种导线是同轴电缆和射频电缆的核心材料，由于其比纯铜线具有更好的载波性能，被广泛应用在电连接器、家电核心部件线圈、网络信号传输等高技术领域。而在通发创立之初，中国并无相关工业产品目录，很多人看着外面包裹了一层铜皮的铝线，都以为是假冒伪劣产品，并不了解其在美国自70年代以来已经广泛应用。

　　随着有线电视网络和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对铜包铝线的需求日甚，在2006年上半年，铜价暴涨使得这种需求成倍增长，因为铝价相对低廉，使用铜包铝线可以比纯铜线节约近30%成本，很多不适用铜包铝线的领域，企业也开始使用这种复合线材。于是，2006年初，中国突然之间新增了近50家铜包铝线生产企业，通发集团原来垄断性的市场份额一下子被稀释了。竞争对手们以2～3倍于原来的薪资挖走通发的核心技术人员，甚至直接仿造通发的产品。集团总裁郑传涛说：“在2006年以前，我们还能说我们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但到了2006年，一切都变了。”

　　如果缺乏技术创新制造出的门槛，“蓝沟”蹿红的速度会比“超女”更快，由于种种不规范甚至违法的竞争方式，通发集团虽有技术专利，仍步履艰难，而那些过分偏执于蓝海，舍弃技术创新的企业或许有朝一日会发现自己很容易身处蓝海陷阱。

　　创新的希望

　　内外部条件的欠缺，仍然未能使技术创新窒息，少数企业以技术革命的方式进行创业，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欣慰，尽管他们的剪影可能映射出艰辛与悲壮。

　　在众多的经济领域，我们都在为所谓商业模式创新而兴奋。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中国人比今天更相信一个好的故事会换来投资，一个好的点子会让自己一夜暴富，从草根顷刻之间化身精英的道路如此之多，大众传媒渲染着一个个神乎其神的创业故事和个人羽化成蝶的案例，这让人们更加容易遗忘技术创新。

　　然而，终究在中国企业界，技术创新带来的成功案例还在闪耀，虽然这光芒被淹没在复制、蓝海和快速成功的梦想之中。华为与中兴所走过的道路在某一天将被中国企业界再度重温，而这一天越早到来，中国企业的坎坷就会越少。

　　专注于技术创新的华为，以其著名的压强法则投入优势兵力在一个个技术领域有所斩获，虽然在2004年，UT斯达康CEO陆弘亮评价华为“总是做别人做过的事情”，但到了2006年底，在被评选出来的第二十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华为和中兴的发明专利占其申请专利的总量分别达到93.39%和93.1%，远远超过其他公司。

　　很多人开始将技术创新的希望投向西安，这个城市拥有众多高等院校，国字头的大型研究所就有156座，当年三线企业留下了相当的工业基础，而西安高新区目前是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最为密集的开发区。

　　这里的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始人和主要管理者不是高校学术骨干，就是海外归国的博士后，他们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是不折不扣的科学家，而在成为企业家的道路上，还要走相当远的距离。比如西安吉思达影像技术有限公司的老总贾晓良，虽然其彩色冲洗套药的制造技术无可挑剔，但他始终拒绝与其他企业合作，而由于对产品的充分自信，在产品知名度极低的情况下，坚持把价格定在柯达和富士同类产品的2～3倍。

　　技术创新带来利润的丰厚程度必然会在长时间内超越复制，但技术创新型企业势必需要具有商业才能(至少是潜质)的领导者。西安同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世界上第二家拥有自聚焦透镜的自主知识产权，并实现规模生产的企业。自聚焦透镜是光纤通信的基础元件，工业复印机、医用内窥镜上也少不了它。这种透镜不过米粒大小，长不足4毫米，粗不到2毫米，每克玻璃可以制成15个这种透镜，而每个透镜的售价在5美元左右。这样计算下来，同维销售的每克玻璃售价达到75美元，是2006年国际黄金价格最高点的3倍多，国际市场每年需要8000万～1亿个这种透镜。

　　中国对自聚焦透镜的研究始于1969年，直到同维出现之前，也未能解决量产的技术难题。而中国另外一项耗时长久未能突破的科研项目是磁光电流互感器。在6年间，同维总经理弓亚斌通过各种方式聚集45名院士级外围专家，不计报酬地协助同维突破了这两个技术难关。目前这两种产品的销售额已经足以支撑同维独力发展，弓亚斌预计在2007年，其公司销售额增长将超过100%。而我们可以想见，由于技术门槛的排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市场中不会出现同维的竞争对手，如果非要套用泛滥成灾的蓝海思维，同维才是真正的蓝海中人。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询问美国人，下一个比尔·盖茨会在哪里产生，选择中国的人超过了选择日本、美国或者印度的人。更多的美国人相信，像比尔·盖茨一样的技术创业者将在中国产生，虽然目前中国仍然不具备技术创新大行其道的土壤，但创新者已经不可阻挡地闯入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