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维度与动机

　　学会创新 实施创新

　　一 口号

　　从邓小平时代起，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就已经在中国广泛流传。而后，在政府的倡导下，社会了解了学习型组织、知识型社会等新的名词。在中国的企业也将创新作为一个 新的口号张贴在公司的墙壁上，印刷在公司的手册上，并在各种会议上宣讲。“不创新，必落后”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在当今的中国，想让一个文盲不认识创新两个字已经相当困难了。

　　我们假定这个口号已经提倡了至少10年，10年的时间，应该能够做出一些业绩。但从共和国各个层面的数据却无法找出能够支持这10年创新的业绩。例如：

　　在中国医药界，除了“青蒿素”是业内人士公认的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药物，没有第二种药物有如此的底气说是我们自己独立研发的；

　　民族汽车工业，尽管许多品牌都声称自己投入巨资研发，但一些新产品上市后仍被起诉抄袭，有的还被禁止在某个时期之前进入海外市场；

　　中国鼎盛时期的家电业，居然没有象样的核心技术，创新仅为笑谈；

　　举世瞩目的中国

医疗体制改革，怎么看怎么像抄了一部分美国医疗系统的方案……

　　如果说我们不会创新，有知识的人们会用四大发明的板砖拍我，也可以用美国登月计划中若干的中国或华裔科学家来反驳。但我只是纳闷，用5000年的文明史贡献4大发明，平均1250年才发明一个，这个速度是否太慢？

　　二 我们会创新吗

　　这个问题看似非常白痴，但这个白痴的问题也是我们当下差劲的创新业绩催生的。一方面强调自己的超强智慧，一方面确实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让我们不禁想到了“我们会创新吗”这个问题。

　　假定中国人的个体创新的初始禀赋没有问题(这是肯定的)，也没有外力强制不让我们创新。那么我们只能质疑我们是否没有找到创新的方向或者我们错误地配置了创新的资源？

　　战争可以为我们提供目前大多数问题的答案，创新这个问题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用二战时期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是什么因素产生创新？例如，英国和美国在空军和海军在雷达使用方面明显领先于他们的对手——德国和日本，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德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专家势力逊于英国与美国？德国为什么是当时最先进的火箭武器研发者？

　　例一：英国、德国的雷达和火箭

　　二战初期，英国与德国空军的实力对比非常悬殊。以至于海狮计划执行初期，德国军方认为不用费太大的力气就可以消灭已经苟延残喘的英国空军。无论是战斗机还是轰炸机，德国的数量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战争前，两国均不认为雷达这个东西在军事上有太大的发展空间，但为什么在英德空战时期英国大大发展了其雷达技术，而德国此领域却裹足不前？其原因在于，英国必须用少数的飞机去对抗多数的空中入侵，因为没有力量做全天候的空中巡逻，也没有足够多的飞机能够抵抗入侵。所以，英国人必须寻找一个工具让有限的空军力量得到近乎极限的发挥。这个东西就是雷达，雷达可以清楚地看到空中的德国飞机并进行预报，节约了大量的空中巡逻时间以及飞机。而且准确的预报可以使有限的英国飞机提前起飞对德国飞机进行拦截。重要的是，英国空军可以根据每次拦截目标的大小有效地安排起飞的飞机数量，大大提高飞机的使用效率。结果，雷达帮助英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获得胜利。尽管从飞行员质量、双方主要武器质量方面，德国空军甚至胜出一筹，但雷达的功效让英国人占了便宜。德国为何没有开发雷达的功用？因为德国在战争初期空军实力在欧洲具有压倒性优势，其作战对手不值得他如此费力开发雷达产品。

　　同样，随着战争的推进，德国的武器供应和作战能力逐步下降，到战争后期，他已经没有能力做到随心所欲地轰炸伦敦。随着飞机数量的严重不足，德国军方想到了用新的武器攻击对方，那就是能够长距离飞行并自动轰炸对方的武器——火箭。尽管精度不高，但德国的V2、V3火箭仍然是20世纪40年代最好的火箭产品。这难道是德国天生具有一群比世界其他区域优秀的火箭专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空军数量的不足迫使德国必须开发出一种替代的进攻型武器。而英国和美国人不需要这么做，因为那个时候天上飞的几乎都是盟军的飞机，轰炸柏林就像午休一样惬意，没有必要开发一种实用价值不及飞机的产品。

　　例二 美国、日本的海军雷达

　　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海军业绩全球瞩目，但开战之初，其海军实力在开战6国中，也就是中等水平。但其海军雷达应用水平在二中达到了世界海军当时的极限。这里的原因并非美国海军的雷达工程师比其他国家的更好，而是美国更迫切地需要雷达帮助海军做战。

　　二战美国海军的主要对手是日本和德国(对德国主要是在大西洋战场，美国舰队必须护送商船并防范德国潜艇的攻击)。从实力比较看，无论是航母、战列舰、潜艇，和两个对手相比都处于劣势。美国虽然拥有一些战列舰，但在日本武藏、大和级等同行面前是小弟弟。而美国在护航初期，甚至没有足够多的反潜驱逐舰对潜艇进行攻击。因为战列舰领域的舰炮威力和吨位无法和日本抗衡，反潜能力又不足以对抗如此多的潜艇。所以，美国海军在劣势的地方不得不借助雷达的力量与对手对抗。从实际作战业绩看，虽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日海军的战列舰没有正面的炮战，但双方巡洋舰以上级别的战舰在岛链作战中仍然发生过炮战，结果，装备雷达的美国战舰轻松击沉日本军舰。同样，德军潜艇在战争初期在大西洋的战绩卓著，但在美国驱逐舰大量配备雷达之后，战争中期后德国潜艇已经在大西洋销声匿迹。而英国和德国在北海同样发生过一定规模的海战，但英、德海军的雷达应用水平远不如美国，其关键原因在于，双方基本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动机打破这种均衡。同理，当时其他国家的海军尽管也有实力强大者，如日本，其雷达水平却可以用弱来描述，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竞争对手的状况无法逼迫他应用雷达。但一旦发生实力悬殊的状况，其中一方必然寻求某种创新以寻求新的均衡。

　　三 创新动力的经济学分析：系统的均衡状态决定是否创新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创新的业绩与创新者的智力水平没有什么关系。创新是一种急于改变与竞争对手实力对比的手段，也就是说，实力弱的一方有更强的动机发起创新。而初始实力强的一方主动发起创新的动机弱，直至对手的创新导致了一个新的局面，自己被迫对对手的优势进行反应。

　　在系统处于均衡状态的时候，系统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动机打破这个均衡。这种状况在两个对象的垄断者例子中已经得到证明。但创新过程是否也遵从这个规律？我们假设一个情景，两个主要的产品提供者，他们当前的产品都是市场中的主导产品，并且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且产品的市场分额相等。他们分别有能力投入研发费用Y，并获得新产品，其中有p的概率成功，1-p的概率在市场上失败。如果成功则获得利润y,如果失败，则获得z。则新产品的收益为py+(1-p)z。而成熟产品的利润为x，我们假设成熟产品与新产品利润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x=∫(x-(py+(1-p)z)，t0)。两个企业都有产品收益策略，X=MAXx+MAXy。假定企业的研发能力相同，则他们会对自己是否做研发做出决策，两个人都认识到，在当前的状况中，新产品的利润要到第n年才能达到成熟产品的水平。而在n年的时间中，是先大力开发新产品，维持成熟产品，还是积极开发成熟产品是一个决策点。假定，开发新产品的成本高于继续开发成熟产品的成本，而投入新、老产品的绝对量回报相同(新产品的回报相对增长速度可能因为基数小的原因会快于老产品，但增长绝对量很难看出绝对的劣势)。作为企业的决策者，他面对这样的支付函数：1，不推出新产品，继续开发老产品的收入，每年会获得x/n的稳定收益，到第n年，其获得2x的收入；2，不继续开发老产品，推出新产品，每年在新产品处仍然获得x/n的稳定收益，假定老产品仍然保持不变，其收入仍然是2x。但其开发成本为1，pn;2，qn，(p＜q)，因为继续开发老产品的成本小于开发新产品的成本，所以假定只有两种产品的情形下，继续开发老产品的收益要大于全力开发新产品而维持老产品。从制药业的表现看，这种趋势比较明显。例如，尽管阿司匹林已经问世超过100年，但若干王牌制药公司仍然全力对其进行不同剂型的开发，二战过后不久问世的药品仍然是许多制药公司的主要产品，新药的销售和利润贡献率从长期角度看，也无法与老药相比。(尽管在中国的药品市场无法显示如此特征，这在后面将有解释)。显然，在这些制药公司中存在一种均衡，每家公司都着力开发成熟产品，相对于成熟产品来说，对新产品的开发则不够那么重视。因为大家都看到开发成熟产品的收益从长期看要高于开发新产品，所以，大家情愿花更大的精力继续开发成熟产品。

　　但在另一个行业的市场却可以找到不同的例子，例如20世纪初期的美国汽车市场，那时的厂家都不遗余力地推出新的产品，是什么机制促使行业内的生产者这样做呢？假定任何一个厂商都无法保证自己产品的结构不被他人模仿，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冒被仿制或者被超越的风险去抛出新产品？我们假设在最初的时间，大家的产品都相同。但市场分额不同，A占了p，B则为1-p，其中1＞p＞0.5＞1-p。两个厂家经过计算(策略选择同制药业中的例子)，经过n年后，如果开发成熟产品，则A和B之间的差别将进一步扩大。直到未来的n+m年，B将彻底丧失市场，退出竞争。此时，对于B来讲，除了投入新产品的开发，别无选择。尽管其所有的支付函数相同，但其第n年将获得当初成熟产品的收入，但既有成熟产品因市场畏缩，到第n年的收入将大大缩水。所以，对于B来说，投入新产品的开发收入绝对大于继续开发成熟产品。在汽车行业初期，呈现过这样的例子，福特的T型汽车制造、销售了长达近20年，而当时的同行规模皆小于它。所以，作为市场老大的福特，长期坚持生产、销售、开发T型车。而作为其对手(一个比较重要的对手)通用汽车则被迫选择开发新产品。1927年，T型车的历史被通用汽车的新产品终结，通用借此成为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但接下来的循环则轮到通用汽车长期生产、销售、开发雪佛兰，而福特被迫开发新产品……

　　从上述两个市场的例子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当一个市场结构相对均衡的时候(竞争对手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动力去进行新产品开发。而当市场结构呈现一家独大的时候，弱者必须进行新产品开发，以避免日后被淘汰的命运。

　　这种动力机制是从市场结构出发，探讨市场中厂商的创新动机。但这仅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两部门的情况，但我想其仍然可以推广到多个厂商的情形中。

　　四 国家创新的失效性：丧失标杆的无效创新

　　我们首先为创新定义一个状态：不存在一个没有对象的创新，即所有的创新行为本质上是有标杆的，不存在一个“为创新而创新”的物品(如果有，也是失效的)。也就是说，没有目标的创新没有意义，我们将用一个案例进行说明。

　　俄国复兴时期，彼得大帝曾经做过一件为创新而创新的蠢事。俄国海军力图建造一艘圆形的铁甲舰。结果，花费了昂贵的军费研制出的原型舰破绽百出，不仅动力学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可以导致舰艇的低航速和方向性差)，舰炮发射时的巨大后坐力也成为圆形军舰无法解决的难题。最终，俄国人自己凿沉了军舰，将舰炮拆到陆基的炮台上。

　　这种国家形式的创新有两个失败的地方：1 无的放失，该舰的设计目的不明确，没有假想敌的设计是没有意义的；2 一种虚无的荣誉感左右了项目的设计，使创新在没有实际意义的前提下依旧能够进行。

　　国家创新总是无效的吗？可能有人会用美国和苏联对抗的例子中证明在空间技术方面创新的有效性。但在这个案例中，两个国家互为标杆，以对手的行为作为自己创新的对象，例如双方的宇航员上天VS登月，建立空间站VS全面星球大战计划。这也可以作为唯一的国家创新有效性的例子，但这种有效性是以存在竞争对手为前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在空间技术方面远落后于这两个国家的现状。剔除政治原因，当今的许多GDP总量排名前10名的国家都有经济能力去开发足够先进的空间技术，假设执政者有能力提出这样的议案并执行，那么可以肯定，当今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做。因为没有哪个竞争对手值得他这样做。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即便某个国家想比别的国家好一点，但因为另外的国家都没有动作，所以，这个国家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的出发点。

　　但从长期看，以国家为主导的创新活动没有太多成功的范例。即便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爆炸核武器，仍然无法当作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当时中国只能做到拥有核武器，甚至没有投掷它的能力。在中国，运载火箭和战略核潜艇都是晚于核武器的发明。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核武器只能扔在自己的国土。假如我们用美国和前苏联作为假想敌来开发核武器，那更能说明这种创新的失效，因为在我们自己尚未自行制造空间战略运载工具前的20多年里，我们仍然没有理论上的把核弹扔到对方领土的能力。

　　现在国家主导的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创新模式。这也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我们这样一个科研投入远高于国家GDP增长的国家，其技术创新能力反而越来越差。

　　全国R&D经费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6～2002年)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R&D 经费(亿元) 404.5 509.2 551.1 678.9 896.0 1042.5 1287.6

　　增长速度 * ( % ) 9.5 24.9 10.9 20.3** 16.9** 16.4 23.9

　　众所周知，我国同期的GDP增长速度在9%左右，而创新的业绩则不尽如人意。以2002年为例，根据官方统计的结果，当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投入新产品开发经费 509 亿元，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 10837.8 亿元，而新产品销售仅为利润 1099.8 亿元，利润率在10%左右。利润为成本的一倍，也就是说，投入1元人民币的创新仅带来2元人民币的利润。但在国家直接资助的创新活动中，产业化计划项目的资金投入为 664.9 亿元，净利润额 215.9 亿元，投入1元人民币的回报更低，仅为大约1/3元。低效的业绩不言而喻。

　　另外，国家主导创新的人力资源在这种活动中也达到了一个低水平。据我们自己的统计，2002 年参加六类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的人员为 23.6 万人次，在项目研究实践中4800人取得博士学位、 6600 人取得硕士学位，同时吸引了 2900 余名在国外取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留学人员回国参与项目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02年获得国家资助的研究人员中，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数超过15000名。但结果，仅提出发明专利授权995项。即给定一年的时间，每10个研究生以上学历者1年只能有一个发明专利，如果计算全部参加到国家主导的创新活动中的人次，则每一项发明专利在给定的1年时间限度内，需要投入超过230人次的人力资源。

　　关于国家主导创新失效的主要解释理由大多为诟病体制的低效，甚至腐败。但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主导创新效率均低于企业主导。即便假定所有的国家体制都相同，腐败水平也相当，国家主导的创新活动依然会失效。在这里主要的原因是当国家主导创新活动时，其低效更多地来源于这种活动找找不到合适的竞争对手而迷失方向。俄罗斯国的“圆形铁甲舰”就是国家主导创新失效的一个典范。

　　五 创新诞生的场所：需求，而不是天才的头脑

　　传统的观念经常试图误导我们，因为他试图让我们相信创新是在专门的技术人员(有些还是天才)头脑中产生的，除了他们，谁也没法创新。并且他们经常用发明家爱迪生进行说教，并且力图强制性地想使我们相信爱迪生发明电灯是出于他狂热的发明偏执。但实际上，除了爱迪生热爱发明外，他在向市场推出电灯前就投入的发电站带来的财务压力可能能够作为另一个原因来解释爱迪生为何如此迫切地一定要发明电灯不可。

　　这里我必须再以我国4大发明的例子进行解释，我们要说明创新诞生于市场需求，而所谓的天才不过是实现创新的工具。

　　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偏偏在宋代以后才运用磁石的辨识方向的功效？是宋代以前的人很愚蠢，直到宋代才有一个科技的飞跃？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司南的发明和大量应用和宋代后出现的大量远洋贸易相关。宋代以前国内的远洋出口需求并不发达，但到宋代后，中国的远洋出口已经成为世界贸易中重要的组成环节。大量的船只需要导航装置，尽管司南很简单，但也比没有强。这也可以解释之前许多航海者只进行近海贸易的原因。古希腊时期的航海一般局限在地中海流域，那是因为稳定的市场限制了航线的开发，横渡大西洋没有价值，因为那个大陆当时还都是一群尚未开化的土著，没有贸易价值。在完全缺乏对方信息的时候，贸易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而不是能从对方那里买些什么回来。所以，经济总量和对方信息的缺乏一直限制着远洋贸易的开展。直到东方富庶的信息传到欧洲，大家才争相进行远洋贸易。

　　火药呢？大家一直将其解释为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它本诞生于炼丹过程中。教科书告诉我们，火药用于军事起源于宋代，但将其未在中国军事中继续运用解释为封建王朝的昏庸。其实，这是一种阶级决定论的翻版。宋代面对的敌人注定火药无法在军事行动中广泛应用，两宋面对的主要敌人都是游牧国家，从辽、金、西夏、蒙古，都以骑兵为主战部队。以当时火器很差的精度以及超慢的装药速度，面对机动灵活的骑兵，根本没有使用的价值。宋代为数不多应用火器的战斗主要在内战中，面对同样主战为步兵或水兵的农民起义军，火器仍然有使用的价值。到元代，以骑兵为主的官方部队更丧失了开发火药武器的动力。终明朝一代，其面对的主要敌人依旧是机动性良好的骑兵，单兵火器很难在战场上发挥大的作用。骑兵立国的清代，在被英国人打醒之前，大炮也更多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因为精度的关系)。但在对内的战争中，单兵火器仍然存在，在面对装备差、机动性差的农民步兵(无装甲、徒步)时，即便是最原始的鸟枪都能起到一定的杀伤作用。竞争对手的状态决定了中国军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没有必要去升级火药武器。是中国人笨吗？我们开发的以火药为基础的烟花爆竹水平一直世界领先，这是因为这些庆典用具是政权需要的，烟花爆竹的水平越高，庆典的喜庆程度越高，最高政权的需求决定了创新的动向。

　　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这样的镜头，当人类面对可怕的

外星人时，手中所有的武器都无法对其造成有效的伤害。即便剔除科幻的成分，这种镜头从逻辑上是可信的。因为长期以来，人类在武器领域的创新都围绕杀伤人这样的哺乳动物展开。这种武器创新实际上到了核武器问世后便丧失了意义。因为人类为了杀伤人类，已经没有必要推出比核武器更可怕的东西。如果我们问科学家为什么没有对付外星人的武器？你首先要告诉他，外星人是什么样子的。

    (稿件来源：深圳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