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哪是你的生命线

　　这笔账引人深思———转让价格1000万元，年市场销售额却达1亿元！

　　几年前，上海科研人员发明了一种治疗口腔溃疡新药，一些本地企业踌躇再三，不愿出手“接盘”。新药无奈远嫁，经深圳一家药业公司包装上市后，结果畅销至今。

　　科技创新，需要企业的亲历亲为、不缩不畏。而类似花落他乡的“故事”，今天仍有 发生。是什么让我们的一些企业对先进科技成果“木知木觉”？是什么阻滞了他们敢试敢闯的脚步？

　　昔往今来多少事，证实这条理：衰于循旧，生于创新。

　　企业不创新，何以拼天下？

　　有创新，才有生命

　　由一块块黑色太阳能电池组成的电池组件，看似平淡无奇，却成就了一段“传奇”。

　　这个电池组件全称叫“165(2.35)P/C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研发者是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它是目前国内功率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功率达到260瓦，成为国际光伏市场可竞争的主流产品。更可喜的是，做成组件的关键设备———大面积真空封装层压机，也是“上海制造”。以前，进口这样一台机器需要50万美元，现在只需50多万元人民币。

　　喜悦，来自创新带来的甜头。上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袁晓介绍，海外寡头垄断了光伏电池原材料———多晶硅95%以上的市场，本土企业如果不突破技术瓶颈，产能扩容和销售增长都无从谈及。如今，这种产品不但填补了国内地面用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组件产品的空白，还远销美国、加拿大、德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下一步，这家企业的核心攻关项目之一，也是公司下一步做强做大的路径，就是要对上游原材料的技术研发进行集中攻关，将多晶硅的成本降下来，包括材料提纯以及后续加工能力。

　　“企业只有不断持续创新，才能焕发长久生命力。”袁晓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电梯装置与轿车配件相似，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机械制造业水平。

　　能想象么？十几年前一个做电梯改造的小企业，如今营业收入达到2.3亿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上海新时达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纪德发一席话，道出缘由。

　　当座座大厦拔地起，当电梯成为必不可少的设施，当电梯控制系统成为一座待开发的“金矿”时，面对国外成熟技术，是“跟随”还是“领跑”？新时达选择的是后者：资金再紧，也要自主研发！

　　重金招贤纳士，增加硬件投入，国外考察学习，为的就是想方设法觅得国外最新的电子技术和电脑控制技术。终于，当复杂的电梯控制系统在新时达手中变成简单易懂的图像操作界面后，奇迹不断诞生：管理体系通过德国TUV机构的ISO9001认证；产品通过欧洲CE、EN-81，北美CSA等国际机构认证；2003年通过“跨国并购”走向海外……

　　今天，新时达一改过去技术研发在国外、产品制造在国内的局面，把研发技术延伸至国外，让德国公司生产主要部件，完善产品内外标准。新时达除设有专门研发机构、拥有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以外，还对现有员工进行不同项目不同级别的培训……

　　成功，除了收获惊喜外，还更多地收获思考。

　　创新的血脉，卡在哪

　　“微软距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这句“杀气腾腾”的话，并非出自微软竞争对手之口，而是比尔·盖茨自己的预言。盖茨也并非杞人忧天，他认为一项新品理论上只需18个月的开发周期，如果微软在任何一个“18个月”内没有通过创新行为达成创新结果，那么破产就可能无法避免。

　　担心创新乏力而产生巨大危机感，这位世界首富、这个软件王国尚且如此，我们的一些企业却至今未意识到这一点。

　　国企“有力无心”

　　有专业人士坦承：对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尽管资金、技术、人才具备相当基础，但自主创新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内生动力”显得不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不久前在中宣部、科技部组织的自主创新报告团全国巡讲中，举了一个“自己不知做何评价”的例子。

　　自主创新，在汽车自主开发领域尤显迫切。但路风发现，一些企业领导不这么认为。有位企业老总说，“一个成熟的汽车自主品牌研发，一般要求企业达到200万辆生产规模、1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投入、10亿美元的运转费用，同时还需要8000到1万人的技术研发队伍……我们哪行？”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品牌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没有几代人、几十年的时间，很难实现。

　　但事实是，以奇瑞、吉利等为代表的一些自主研发企业远没有那么大的生产规模，却依然正在迅猛崛起。他们打破了中国只进口不出口轿车的状况，使我国轿车出口量在去年首次超过进口量。这些企业老总常挂嘴边的话，往往是“每年投放多少个自主品牌新车型”、“下一个自主品牌正在研发中……”

　　统计显示，目前上海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消化吸收”与“技术引进”两者投入之比仅为6%，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仅占全社会专利授权总数的1/5。

　　反观深圳，一组“四个90%”的数字令人敬佩。这座城市，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显然，深圳已经基本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眼下，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仍注重一味“引进”，不重视消化吸收再创新，“用”完了，核心的东西却还是捏在人家手里。国企不缺乏设备、不缺乏资金，缺乏的是战略性眼光；国企也不缺乏人才，不缺乏市场，缺乏的是抢占市场的前瞻性思维。一些“一把手”求稳不求新，看重的是其任期内的绩效，尤其是报表上的漂亮数据。不从意识上重视创新，战略上的投入就永远没有。

　　民企“有心无力”

　　而对一部分民营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他们虽有创新的愿望和热情，却往往受制于资金、人才、平台、投融资渠道等因素，不易享受到良好的创新环境，整个社会环境的“外部供应”显得不足。

　　一位民企创业者向记者道出创新的重重“难关”：手中拿着最新创新成果，市场也看好，政府引导性资金也已获得，但风险基金却不愿介入；即便拿着第一拨风险投资，到获利退出后又接不了盘；若等第二拨风险投资进入，可能还有一定市场风险；最后，最根本的实业投资还是找不到“下家”。

　　融资难、担保难、退出难……是横亘在具有一定创新内驱力的民营中小企业面前的一道道“坎”。其创新之路，在投资链随时可能断裂的“风险”中曲折前行。

　　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张世永，既是

复旦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系教授，同时身兼上海复旦光华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一职。

　　复旦光华作为一个“教授型企业”，注册资本从1998年成立时的500万元发展到目前的1亿多元，今年刚刚第二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谈起“产学研”这个老话题，张教授所看到的成功案例很少见。有的企业直接给教授一大笔钱，让教授凭着研究成果办企业、搞产品，结果这种所谓“产学研”联盟到最后往往闹僵，甚至打起官司。

　　张世永认为，从包括论文和获奖项目等在内的源端创新成果，到最终形成批量化生产的产品，头尾之间至少还有三四个必经环节，如对研究成果的应用技术开发，制作成原型样品，再进行产品化设计，此后才可能过渡到小批量试生产。所有这些环节，都赖在教授身上完成显然不现实，“企业必须主动担负起这一重任”。

　　正如市科委主任李逸平所说，产学研关系，决不是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拉郎配”那样简单，首先应该聚焦科教兴市这个主战场，在价值取向上也应该趋同。企业理应加强自身创新能力，成为产学研的主导，放大技术、做强产品、占领市场。

　　从另一个角度讲，大学与科研机构也应围绕企业的需求开展科技创新，推动人才培养和科研活动，甚至将职称评定、课题评审与企业创新活动结合起来，努力前移产学研的结合点。

　　鼓励和支持企业为主体形成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盟，这只是引发企业创新动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一个方面。李逸平说，市科技大会后，本市将制订实施相关激励政策，“引、逼”企业创新行为，构建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一方面，深入研究国家颁布出台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根据上海实际情况拟订具体的实施办法和配套细则，充分发挥上海在产学研互动中的整合优势。另一方面，加快科技创新绩效评估体系的建设和相关办法的研究，探索建立一套适合国情的科技创新评估机制，强化对全社会科技创新活动的引导。

　　据介绍，“逼”，是要“逼”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逼”你的人才团队、投入力度、创新成果、经营业绩，“逼”你的企业领导人在企业创新中真正起到领导作用，成为创新事项的决策者、创新资源的配置者。你企业到底拥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所占比重有多少，这些硬指标都要成为企业创新力的统一“度量衡”。

　　华山险路，只有勇登攀。

　　压力之下，更显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