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

　　柯妍

　　我所认为的假新闻有两种，第一种，由于利益驱动故意造假，属于典型假新闻，把黑说成白的那种，这种假新闻对于有慧眼的人来说比较容易识别，即便一时被蒙蔽，也较容易被历史翻案。第二种，非典型性假新闻，一眼看去貌似真实、实则不然，甚至是造假的个人和组织也造假有理浑然不觉。这种假新闻毒性最深，属慢性中毒，对个人如此，对社会更是。换句话说真假不是问题，而是判断真假的标准出了问题，媒介世界里大量存在的就是这种亦真亦假的新闻。从这个角度来悲观地说，假新闻是个天网，难以避免。

　　一个时期以来MBA大兴其道，市场新闻业的来临，使得新闻产品的背后就是利润，媒体没有道理不欢迎熟知经济规律的管理人才。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拥有市场价值观的从业人员和拥有如客观、真实、公正等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的从业人员，无论如何，两者的知识生产的产品不可能等同。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在21世纪遭遇了解构的危险，市场绩效、受众口味成为新闻产品生产者取舍新闻的最重要标准，受众被贩卖给广告主，新闻也就实质上贩卖给了广告。

　　于是，当经济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把握着话语权时，媒体作为当代社会理想的公共空间，搭建民主沟通的理性平台的愿望势必落空。鉴于此，这些话语权力的持有者更有可能打着“受众”喜好的旗号反对“公众”。从牟利的角度来看，假新闻实则不假，能为个人或组织带来真金白银。如果一家媒体的阅听率是用钱修补出来的美丽谎言，很难相信它们不会造出假新闻来，可惜的是，这样迫于经济压力却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媒体现实地存在着。

　　从某种角度看，我很理解这些个人和组织，从一个只有60～80年左右寿命的生命体的角度来看，与其守着只能带来精神享受不能带来物质享受的新闻专业主义伦理信条生活，不如改善一下生活、小越一下界。说到底，记者本人什么时候能有尊严地生活，这种尊严包括精神权威的尊严，也包括生命的其他尊严，记者手中的公权力和心中的伦理道德才可能和谐一致。见诸于报端的许多编外人员去“黑”“黑煤矿”的事件，除了常见的正义批判，何尝不也是这些人的可怜与可悲呢？

　　其实，假新闻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记者们，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后，“把关人”的罪与罚同时丧失了。对于新闻来说，网络是一个悖论，一边是获取真相机会的上升，一边是真相的沦落。用那句著名的互连网语句来说，谁知道和你聊天的是人还是一只狗？在话语权的平等与自由似乎得到提升的同时，公共空间的理性沟通却被虚假的信息、虚假的新闻所消磨，当在社会这只船上瞭望的新闻记者似乎被聒噪的人群淹没的时候，最务实的解决途径就是传统媒体和新闻记者们吐故纳新。网络舆论领袖不仅仅应该是一个利益相关者，更应该是一个称职的新媒体时代的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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