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接轨：企业社区和大学社区中的商学院

　　马浩/文

　　轨是什么？

　　商学院的出现在西方也不过是一个世纪多一点的事情。自20世纪早期以来，美国的商学院培养了大批的BBA和MBA。这些毕业生，陆续走上各类公司的高层管理岗位，建功立业。 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商学院毕业生受雇主认可和欢迎，甚至使得BBA或MBA学位成为很多企业雇人的基本要求，促成了商学院在企业人才市场上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尤其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商学院越来越注重自身在大学这一学术社区内的地位、自尊和合法性问题。存在于大学里(特别是研究性大学里)的商学院，作为颁发正式学士和硕士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毕竟不同于职业训练型的专科技校，要有学术气氛、传统和成果。于是，商学院纷纷改良课程设置，增强人文教育成分和学术力度，提高师资进入门槛，像大学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领域一样，要求教授在教学的同时，采用科学方法论，对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和现像进行研究，并用通行的学术评判标准来评判教授的研究成果和业绩。

　　以此观之，商学院的处境，可以说是一仆二主。一方面，它要满足企业社区对管理知识、理论和技巧的需求，以及对管理人才后备军进行筛选和培养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也要满足大学社区(作为一个知识创造和传播的主体)对其学术水准和科学研究的严格要求。这种一仆二主的处境使得商学院的师资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他们既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搞课题，出成果，发论文，还要力图使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管理实践相关，有实践含义和理论贡献。相对于那些为求知而求知，不必关注其研究成果的实用意义的学科，这种要求无疑更加严格。

　　半个世纪以来，商学院的学术研究，成效显著。有例为证，很多商学院教授的论文，在国际权威的社会科学文献索引SSCI中的被引用率，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内都排名甚高，后来居上，可见一斑。现在美国和欧洲研究性大学中的商学院，其师资拥有本学科最终学位(通常是哲学博士)的比例很多是100%。不做研究，不出成果，不在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根本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呆下去。其实，区分一流商学院和二流商学院的主要标志恰恰主要在于教授是否做研究。没有扎实的学术研究和成果，商学院教什么？讲创业故事和管理经验，根本不是教授们的优势。应该说，严谨的学术传统和在学术社区的地位，乃是存在于大学社区中商学院的长期立身之本。

　　如果要谈与国际一流的商学院接轨的话，其实质在于提高中国大学中商学院教师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准。这是一个在美国商学院受过系统教育并在中美高校都有执教经历的人眼中的轨。

　　接轨的可能性如何？

　　中国的商学院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却几乎没有成形的研究传统。为数不多的商学院博士生中很多人毕业后分流到产业界和政府部门，并没有去补充和更新高校师资。这是一大浪费。实证研究的规范和风气尚待推广。现有中文顶尖管理学杂志中发表的文章还基本达不到国际主流研究社区匿名审稿制度下发表的论文的水准。与国际接轨，任重道远。这是总的状况。

　　然而，对于国内的商学院来说，企业雇主这个主人是真切地存在的，并对MBA毕业生们褒贬不一。MBA们在十几年来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形成气候并使MBA教育成为一个从业必需的资质。相对于企业这一主人和其他根本不相干的人们的指手画脚，在对所谓象牙塔中的学术研究持高度怀疑的大环境下，学术社区这一主人基本上是灰头土脸、忍气吞声。因此，接轨之举，前途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其实，知识和理论本身是一回事儿，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和获取知识是另外一回事儿。关键不在于是否照搬西方理论或者沉溺于中国传统理论，而是要虚心地学习西方现代商学院如何通过科学研究去产生知识、创造理论。在国内的商学院，这种研究意识和能力极为稀缺。那些为求知而求知的学人，很可能会致力于纯科学领域，伺候一个学术主人就行了。愿意和能够同时服侍企业界和学术界两个主人的学子，恐怕更为稀缺。符合条件的大多也都到国外商学院读博士了，即使回国，可能还得接受各方面的再教育。这是人才匮乏的问题。

　　亮点当然存在，关键在于激励。某些国内领先的商学院已经把学术研究成果的考核作为考察教授业绩的最重要指标，并对达到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进行重大奖励。当一个商学院形成了重视研究的风气和文化氛围之后，就会不断有人才的更新和集聚。说到底，这是商学院院长们的眼界、勇气和胆识的问题。

　　不接轨又怎么样？

　　接轨，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某种说法而已。是学神髓，还是学皮毛，才是实质问题。本来，对“轨”本身也是见仁见智，接谁的轨(比如，西欧还是北美)也是个问题。不接轨又会怎么样呢？这可能应该是我们讨论接轨时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简单的回答可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以顺其自然、开放平和的心态，学习别人优秀的模式，为我所用，乃是真谛。无所谓与人接轨，其实我们根本没有那么虔诚的虚心；也无所谓事事非要自主自立，我们没必要那么孤傲自闭。

　　对于商学院和商学教育而言，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接轨”进行到底。首先，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是受它既定经济发展阶段和状况、文化传统和人文习俗等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通。其次，商学院在大学社区中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成功各自有着不同的逻辑。一个国家商学教育的成功也许并不是该国企业成功的必要前提。商学教育虽然重要，但其作用不能无限夸大。

　　美国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很难说是得益于世界领先的商学研究和教育。更直观和符合逻辑关系的解释好像应该是那些早期靠自己摸爬滚打而非常成功的一些商界巨头，在成功之后捐了大笔的钱给各个大学，于是才有了后来蓬勃发展的商学教育。当然，再后来商学院校友的成功与对母校的捐助更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商学教育的实力。然而，商学院在鼓励创新(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方面也并没有太多建树，几乎乏善可陈。

　　商学教育可能会为企业的成功和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甚至在某个阶段和环境下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但企业的成功和经济的发展并非建立在商学教育发达的前提上。日本经济腾飞的时候，日本的商学院并没有几家世界一流，至今仍然如此。日本商学院经常讲的和学的也都是欧美主流派的理论。令日本企业著称于世的“全面质量管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位美国人帮助建立的实践性极强的理论。

　　不仅如此，日本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成功，使得世界最优秀的商学院们也都对日本企业大加追捧，用来注释教授们的理论，甚至启发教授们的理论构建。美国《商业周刊》曾于十年前专访哈佛商学院的一期MBA毕业生。其中有一位受访的美国学生，在被问道“你读MBA两年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时脱口而出：“我们读了几百个案例，一个屡屡重现的感觉是，不管我们干什么，日本人总是比我们干的好。”日本企业软了，韩国企业火了，中国企业紧随其后也来了。10年前，哈佛案例库中，中国的案例不过两打，现在大概以百而计。当中国企业称雄于世的时候，相信各国会有更多的学生学中文，或者到中国的商学院来读MBA。

　　中文在世界范围内被更加广泛的应用，并不主要取决于中国大学各个中文系的发展战略和与谁接轨。同样，中国商学院和商学教育在将来可能的引人注目，也并不一定在于中国商学院是否与世界接轨，而是取决于有多少“世界人”愿意与

中国经济接轨。

　　商学院的主要功能是为那些有志于商业发展和企业经营的，并有相关潜力和资质的人士，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学什么，可能重要，但跟谁一起学和怎样学，可能更重要。并不一定是商学院有什么高招真正培养了一批商界精英，而很可能是这些潜在的商界精英选择了聚集在商学院的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