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两重混乱，上海能否被驯服以及如何被驯服，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一个叫Finch的美国记者报道了他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内的大世界歌舞厅，本城最大的娱乐场所，树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人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制作成功。建筑物顶上出现了红旗，并在店铺门外飘扬。而在22年前，同样热情洋溢地悬挂着的是国民党的旗帜。有些热情的市民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旗帜，就急忙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撕去青天白日，制成红旗。欢呼雀跃、轻松舞蹈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这种粗犷的西北舞蹈正风靡大江南北。Finch最后说，“整个景象就如同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好莱坞电影翻版。”

　　三天后，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军攻克南京的陈毅到上海。这位比蒋经国年长十岁的大将军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他将承担安定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的重责。7月17日，也是在不久前才履新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抵沪。两陈并肩，开打新中国的第一场经济战役。

　　当时，尽管全国性战事已经平息，但是物价上涨势头仍未遏制。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计，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民间企业家对实业毫无信心，资本大多用于投机，北平、天津两市200家银行钱庄中 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活动，资本规模极为庞大。全国经济混乱的“龙头”，自然就是上海，其规模、人数、实力远非平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的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三十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二百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大都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不但原来的国统区物价乱涨，连解放区也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1949年，新政府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而当年财政收入仅303亿斤小米，收支相抵，财政赤字达 264亿斤小米。刚性支出庞大，也只好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直线上升。一年之内通货增加 16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0倍。

　　全国要稳定，首先物价要稳定，而物价稳定的关键，无疑就是上海。

　　两陈与上海都有渊源。陈毅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是从上海离境的，抗战期间他长期在华东一带坚持游击战，鏖战间歇，且能写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体诗，是共产党内出了名的儒将，他的长兄陈孟熙曾担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陈云更是上海青浦人，在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做过学徒，也在这里练出了一手叮当作响的打算盘功夫，号称党内第一算盘手。1981年，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曾赋诗描述陈云的算盘功夫，曰：“唯实是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全中国的工商业者都盯着这两位会写诗和打算盘的中共将领，上海能否被驯服以及如何被驯服，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在当时的国内外舆论里，有一个声音似乎是共识：共产党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经济恐怕不入流。日后，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回忆说，他当时便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也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两陈此时面临的上海经济局面，与一年前蒋经国“打虎”时完全类似，是恶性通货膨胀前提下的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两重混乱。蒋经国的办法是用金圆券换法币，强行弹压商品投机交易，其结局则是惨败。这一回轮到陈毅和陈云来展现治理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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