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私有化之路

　　无论是激进变革还是渐进改革，仅仅凭借改变公司所有制形式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

　　沃顿商学院的教授指出,中国的全面经济改革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就为中国赢得了在全球经济圈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公司从国有化向私有化转变的这一过程更加平稳。与此同时,一个充满活力的富于企业家精神的私有 经济部门正伴随着国有企业在中国大地异军突起。

　　私有化浪潮

　　在中国等国的经济历经几十年的政府控制之后，各国政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纷纷掀起私有化浪潮。这些政府常常受到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他们开始意识到以政府利益为驱动的产业经济在全球经济圈中已日渐衰落。经济的增长受到限制，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改善。

　　这一次私有化浪潮发端于智利和英国，并随着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和印度的改革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开来。

　　在中国,目前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削减至仅占各行业公司总数的15%——从1996年的114,000家到2003年的34,000家——其中约50%的削减数量归因于公司的私有化。然而，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2005年发布的《中国的所有制转型报告》显示，现存的国有企业都是规模最大的公司，其资产总额达到中国工业资产总额的一半以上。

　　中国所采用的另一种模式是管理者持股。IFC的调查报告发现,在抽样调查的企业中,公司内部人士在1996年持有被私有化公司5%的股份,而在2002年内部持股比例已经上升至32%。

　　据沃顿的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估计，由于中国政府决心在关键行业中保持控股地位，私有经济部门将从占GDP30%最多上升到介于40%和60%之间。他认为，中国政府将一直掌控规模位居前100位的企业。

　　俄罗斯的前车之鉴

　　中国的私有化进程有别于俄罗斯以及东欧许多国家的私有化进程。这些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采取快速“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进程，通过大规模股票出售计划向公众分配国有资产。

　　沃顿金融学教授布伦特·居尔特金(Bulent Gultekin)曾研究过土耳其和波兰政府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他认为中国曾目睹前苏联的前车之鉴，从而采取比其他国家更慢的节奏来推行私有化进程；而前苏联在共产主义制度和国有经济崩溃之后其经济便陷入泥潭之中。

　　居尔特金说道:“苏联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现在俄罗斯则是拥有核武器的二流或三流的强国⋯⋯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社会并不奏效,这对于中国领导人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居尔特金认为,长久以来,诸多威胁一直困扰着中国,因此中国更愿意以渐进的方式实现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转变过程。

　　中国官方的数据表明,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人数已达3000万,其中800万人尚未找到新的工作。“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十分明智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数量要比前苏联的人口数量多得多,”居尔特金说道?“而管理好这一变革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前苏联就未能成功。”

　　沃顿管理学教授马洛·吉兰(Mauro Guillen)指出，研究私有化问题的学者通常就快速变革与渐进式改革孰优孰劣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中国政府采用的是第二种方式;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中国的确应当推行渐进式的改革。”他还指出，将问题企业快速出售的做法会导致该国公民实际获得的价值有所降低，因为这些公民事实上是这些企业的所有者。

　　吉兰建议道，对于资金状况良好的公司，可以将其股票分阶段出售；但是对于经营不善的公司，可以先着手重组或者稍待时日，直到能有一个更高的售价。

　　无论是激进变革还是渐进改革，仅仅凭借改变公司所有制形式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沃顿管理学教授杰拉德·麦克德默(Gerald McDermott)说道，“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是监管结构的问题。”

　　双轨制的发展

　　根据居尔特金的观点，中国私有经济部门的双轨制发展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很成功的模式。“它就像是自发产生的。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它看上去很象市场经济，同时包含一些国有经济部门，而这些国有经济部门最终可能会退出。”

　　迈尔认为,中国早已存在着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实体并存的现象,这也是亚洲其他水稻种植国家的相同传统；因为如果要种植水稻，农民需要依靠对水资源进行集中控制以及梯田体系。迈尔说，“中国有着深厚的官僚资本主义传统，”“它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渊源。”

　　但沃顿商学院的法学教授菲利普·尼科尔斯( Philip Nichols)预测道，在向前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将很难维持现有的双轨制经济体制。“如果要采取中国模式，那么必然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他说道。“中国所拥有的财富实际上并不真实，因为中国正大量消耗着这些财富。同时维持两种经济形式——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也许对中国而言有点不堪重负。”

　　麦克德默指出，中国需要制定机制以促进非银行金融业业的发展。“中国政府必须在保持稳定的银行以及能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银行之间做出平衡，否则中国政府应当扶植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发展。”

　　目前私有经济在规模相对较小且资本要求不高的行业里茁壮成长,例如

汽车配件生产和服装行业。以TCL公司为例,这家最初生产风扇和家用电器的公司成立于1981年，目前的收入已达66亿美元。迈尔也认为,“形形色色的私有企业正不断涌现。他们所面临的难题是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或者进入

资本市场。”

　　迈尔指出，事实上这种情况难以得到改善，原因在于中国股市在经历了初期的牛市之后便长期走熊。自2002年以来中国股市已经下跌15%——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25大股票市场中表现最差的一家，也是在这一期间唯一市值贬值的股票市场。出于对弱势的中国本地资本市场的顾虑，中国排行居前的企业在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后纷纷赴海外上市，其中以香港居多。迈尔认为，私有经济主体的扩张仍将受到限制，因为私有财产并不受中国宪法的保护。

　　迈尔还预测道,较小规模的中国私有企业的发展速度将继续超越国有大型企业,并且最终将跃过大型企业成为国际经济舞台的角逐者。他补充说,在大多数经济体制中,只有成熟的大公司才拥有国际化所必需的资源。但是在中国，由于缺少有实力的金融机构的支持，小公司反而会更加迅捷地走向海外市场。迈尔说道，“我认为这些公司将会在非常初期的阶段就开始实施国际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