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奴：光荣的归宿

　　“我是什么玩艺的奴隶？”

　　“你们这一代人，或者套用一个俗话，1980年后人，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对饥饿感集体无意识，你们渴望享受，信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人生在世，享受二字。所以你们渴望大房子、渴望拥有车子，不，豪华车子，BMW或者Benz，你们在商场里肆无忌惮地输入信用卡的密码和签名。所以，你们成为‘房奴’、‘车奴’、‘卡奴’等等各种各样的‘奴’实在是活该。”

　　这是一个大学校园话剧里的台词。

　　对于一个商业经营管理人员来说，除了清晰地洞见洋溢其间的调侃和悲懑，当然更会洞若观火地嗅到其间的商机和需求涌动—它们一方面让你在凯恩斯所言语的“动物精神”范式内拥有更多的乐观精神；另一方面，你也必须对世界的资源稀缺表示出足够的忧虑。业已足够，尽管你还可以毫无创意地盗用那个“垮掉的一代”或者“迷茫的一代”来昭示你的高尚和洁雅，摆出一副关心未来的有识之士的姿态。

　　如果你还记得那么一句话—“看猴戏的人不知是在看耍猴，还是在被猴子耍？”你不妨在打完高尔夫，品毕回味Chivas的空档，坐在宝马车里等绿灯的间隙里，等待镁光灯消停前的那一刹那想想，也许我们并非置身事外。即使你丝毫不赞同、甚至鄙薄诸如此类的“主义”，我们会不会是其他什么玩艺的奴隶呢？或许你已经体会过商业成功带来的智力上的挑战满足感、孤注一掷豪赌成功带来的欣喜，或者正乐颠颠地前瞻蒸蒸日上的职业前景、正在迅速“套现”的企业蓝图。反之，你尚未透彻地融会其中，还在为公司的资金而寝食不安，为可恨的偷工减料的员工、为不那么欢欣鼓舞的销售额曲线图、为跳楼的股价走势、为业务瓶颈等其他一切值得喝喝闷酒、熬夜抽烟思索答案的问题而愁眉不展的时候，也不妨问问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历史在本质上是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什么样的历史学家就有什么样的历史—人在本质上仍然是经验的奴隶，尤其是那些业已畅享过自我实现的人，更容易把经验变成继续奋斗的绊脚石—的确，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经历是如此的优质，是如此地值得借鉴与模仿。这种心理分布在《基业长青》的构造、企划里一览无余。柯林斯们相信历史，然后柯林斯们被众人相信，是这种认识的有力解读。但未来并不掌握在经验手中。这也从近一半的高瞻远瞩公司败走麦城得到了佐证。在一个更为宽泛和多元文化的新年代，无论多么年迈的企业仍然是小学生—它们必须放弃倚老卖老和对年轻人挑三拣四的傲慢，去适应一个在更短的时间就能造就与它们同等当量级企业的新现实。Yahoo!、Google以及稍微“年长”的Microsoft如果稍微缺乏教养，便可怒斥老企业们四平八稳的方步过于缓慢。 　平民的狂想

　　剿灭别人希望的人就应该被剿灭？

　　如果这种希望已经泡沫化为一种幻想，那么这种多数人的暴政就应该被历史鄙薄。当布鲁诺在烟熏火燎中嘲笑那些托勒密的忠实拥趸的张狂与愚蠢的时候，后人给予的是无尽的掌声与敬畏。

　　“基业长青”正是这样一个已经被异化为幻觉的希望。柯林斯先生对企业界长青树的长青之道的研究事实受到了人的成长的启发。波勒斯在回忆当时为什么会想到“高瞻远瞩”来替代“长盛不衰”指代他们关心的那些“翘楚中的翘楚”就直言不讳地承认柯林斯和他自己就受启发于“高瞻远瞩的领导人”。这种类比隐藏一种可怕的“谶语”：它们真的能拧过Adizes博士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吗？

　　关乎企业短命的文字汗牛充栋：言之凿凿者众，心如刀绞者更众。诸多有识之士对此莫不痛心疾首，以为企业的死、企业的破产、企业的更名换姓、股权更改简直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失业率提高，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当社会稳定成为社会公共品—人人享之且不能阻止别人享之，挽救企业于倾覆不仅仅是企业内部人的应尽职责，更是拿着纳税人贡献的薪俸的政府之义务。但是，稍微悉知价值规律的人都一定受过“优胜劣汰有利于社会资源优化、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教育。企业家群体并非一个缺乏门槛的农贸市场，并非任何人都能成就“霸业”。

　　“基业长青与天才的产生异曲同工，追求基业长青无异于芸芸众生自目为天才一般滑稽和荒唐。”关于天才的产生，是否存在着规律性的东西，不乏其多的先贤做了探讨。鲁迅先生写道：“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歌德也感叹：“德国没有产生天才的土壤。”“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这句广为流传的励志经典最终被证明对爱迪生的原话进行了“阉割”，其被“忽略”的句子是“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要重要”。除此之外，还有遗传说、基因排序说。

　　各种学说都建立在天才甚少的假设之上。“基业长青”这样一个古老的概念被人煞有介事地寻求某种科学规律和“通往长青之路”，再次激发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自卑与可怜—因为对死亡的畏惧，所以产生对血肉之躯个体的“长寿”梦想，在工业时代又追求衍生出对组织长青的渴望—在本质上，仍然是追求个人长寿的延续。

　　泛滥的“既又”

　　“既要重视利润，又要有利润之上的追求；既要有企业愿景，又要有高度的执行力；既要重视个人，又要强调团队精神；既要保持核心，又要刺激进步……”

　　“中间路线”、“中庸做派”充其量是在制造新的废话。也许从这个角度看，柯林斯甚至算得上英勇—他至少还阐述了一些看上去极端的看法，尽管他很快就在随后的年份里聪明和狡猾地放弃了那些观点，只承认“保持核心和刺激进步”这个“万金油”。在更多的时候，充斥在我们视阈的是洪水猛兽般的“既又”，即使他们像赌徒一样动用一个极端一点的词汇—这样可以赢得注意力、迎合某些需求，也是“极端其外、中庸其中”。有的商业观察者强调中国企业界缺乏强者思维—但是细解却发现不过是瓶“老酒”：企业社会责任、懂得隐忍和韬晦、重视创新……如果你去听听企业家们介绍自己如何取得成功，十之八九都会听到这么一个信号—“理性和激情的平衡”。我们不妨看一个“六赢”理论—它宣称要照顾几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但是对如何分配却避而不谈。

　　事实上，他们都说得对。一方面是他们谨慎，害怕错误；另一方面，说明了辩证法的“嚣张”。即使是健忘的人，可能也暂时还记得把Hewlett-Parkard简化为HP并在之下加上“invent”的那个女人—Carly Fiorina。她在毕业论文里不动声色地表达自己对黑格尔的崇拜之情—确切地说，应该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崇拜之情。所有稍微上点年纪或者在中国读了那么几年书的人都不会对“度”陌生—它是一个决定你成为天使还是魔鬼，是开宝马还是大众，是第一个发言还是充当听众等等许多事情的分界(点、线)。关于恰到好处的诸多写意中，惟有屈原后人宋玉所著之《登徒子好色赋》最为精妙、最为中国：“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事实上，这些理念十分简单，但是关键在于(他们)能够实现。”一位曾经服务于Bain&Company的咨询师Balo向《管理学家》介绍“创新支点”时如此评价道：“事实上，理念已经过剩，工具供不应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那些研制工具的(人们)更为敬重。”“创新支点”是一个寻求产品多样化和运营成本平衡的界点。

　　管理界是最不缺乏新词汇的，有人不近情理地批评管理界的“大师”：“玩弄别人的焦虑，以出卖自己口袋中的蛇油。”不断有新的英文首个字母缩写词涌现。这些词汇大多与企业缺乏对接的口子，它们要么过于激动人心、或者无所不包，把自己包装成“万能的狗皮膏药”，出现在那些“久病乱投医”的企业管理阶层面前—更加险恶的竞争和越来越丰富的不确定性极大地削减了管理阶层对经验和基本管理的信心，增强了其不安全感。

　　成为“度奴”—一生都在寻求某种平衡，在众多因素中力求平衡的人，也许是光荣的归宿。普通人往往与之无关：他们可能在一定的界限内保持某种“偏执”，就足以操持一生、实现人生的目标。反之，只要愿意参与到更加复杂的竞技场，遭遇更多的博弈主体，面对更多的自利分子，不得不忍受更多的信息不完全，站在更为漫长的价值链上，你可能就必须得“甘心情愿”地加入“度奴”阵营。即使您已经学习了丰富的模型，画过了相当多的流程图，但假设们被现实“轻视”又何其丰裕？

　　虽然，你可能早就听说过“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此等已经不算新锐的“精辟”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看其个人更要关注其团队。许多模仿、学习英特尔的企业，未能成功。事实上，这个“冒失”的判断其实可能是对其行业严重偏离“度”的一种“愤怒的反击”。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成为“度奴”，而在于我们确定了成为什么样的“度奴”后想更多的办法游离于最优点的周围—“度”总是处于一种神秘和微妙的地位。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因此主观的判断(许多人愿意用直觉来神化自己)往往成为评估各种力量的惟一手段。动态的系统导致我们在触摸到度的时候事实上是得到了上帝的偏爱，但我们将很快失去这种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