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反思成长的痛苦

　　本报记者：方益波

　　工厂林立，机床轰鸣，经济快速发展。

　　废气喷吐，污水横流，森林和土地大量消失。

　　近些年来，中国的很多地方，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的现象。这种“以资源换发展”的经济粗放增长格局在过去的相当长时间里促进了一些地方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人们的需求从温饱向更高生活品质发生变化，很多地方开始对这些发展带来的问题感到困惑，出现了“成长的烦恼”，甚至是“成长的痛苦”。

　　如何给“成长”止痛？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粗放增长的格局？在市场大潮中喝了头口水的浙江如今也率先开始反思。不少有识之士指出，企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当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政府管理职能的创新。

　　市场机制为何在资源配置前“钝化”

　　按照资源配置和利用的一般理论，计划经济才必然导致普遍的资源粗放利用和低效率，市场经济应该是有效利用资源、集约发展的体制基础。依此推论，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发育成熟的地方，资源配置应该比较合理。让我们来看看堪称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最成熟的地区——浙江省。

　　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数字，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2.1%，居全国各省市区的首位，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浙江经济在实现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各种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现象。

　　据悉，浙江的

能源消费总量正逐年扩大，电力消费强度逐年上升。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及煤炭、电力、石油三大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近年来都呈现上升态势。2000年全省每亿美元GDP的能源消费量为7.7万吨标准煤当量，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48万吨标准煤当量，高收入国家约为2.9万吨标准煤当量。

　　此外，近年来，浙江的投资率持续上升，投资效果系数却有所下降。

　　近20多年来，浙江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18.8%上升到2003年的53.2%。

　　同时，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却呈不断下降的态势。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固定资产投资，由在“六五”、“七五”和“八五”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1.16、1.78和1.39亿元，提高到“九五”和“十五”前三年的3.71和3.38亿元。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何在资源的合理配置方面，快速赶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成为浙江人当下仔细琢磨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浙江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相对而言，在中国的很多地区，这种经济粗放增长对资源合理配置的损害要更严重。

　　政府管制了几个最主要的资源要素

　　在我国，压低、克扣和拖欠工资，劳动条件恶劣，损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时有发生。有专家指出，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本来是一种优势，但在现实生活中，劳动力这一最宝贵和丰富的资源，却备受侵害。一些人以“比回家收入高”对劳动力进行残酷的压榨，实际上是对资源掠夺性的戕害。

　　有专家指出，造成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前失灵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某个省的地方发展思路，而在于整体的机制和制度，在于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上，政府仍然控制、垄断和配置了大量的要素和资源，从而助长了企业对资源的粗放利用。劳动力要素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例子。这几年，政府文件中也是多见“扶强扶大扶优”措施，少见“扶弱扶小扶贫”。

　　浙江省一份题为《资源集约利用与政府管理创新》的调查报告，不仅指出了劳动力要素存在的问题，还对资金要素和土地要素的问题进行了概括。 这份报告指出，在资金要素问题上，中国长期来实行低利率政策。统计表明，在1979年至2004年这26年中，有10年即1/3以上年份的银行利率，扣除价格上涨之后，实际利率为负值，另有七年银行利率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利率在2%以下。这种人为压低资本的使用价格，导致其既不反映稀缺性，又不反映供求关系，其实质是政府通过“担保”降低了风险，创造了对资金的过度需求。此外，资金债务约束力不够以及发展长期资本市场过程中存在的“圈钱”等诸多问题，均导致了对资金的过度需求和粗放的、低效率的使用。

　　在土地要素问题上，现行土地制度安排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在农村，说是土地集体所有，等于没人所有；在城市，说是土地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地方政府拥有征用、拍卖和处置的权力。在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即所谓“政绩”的驱使下，中国不少地方政府把“经营土地”作为一种重要手段，竞相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低价征用和出让大批土地。

　　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王杰说，在目前的中国，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政府仍控制和垄断了大量的资源。为了推进工业化，政府对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价格，基本上根据行政命令和计划管制加以确定，人为地压低，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也没有形成要素之间和要素与产品之间的价格传导机制。因此，这是一种缺乏必要竞争、价格信号存在一定扭曲的市场。

　　他认为，政府的管制压低了要素价格，人为扩大了对资源的需求，导致企业集约利用资源“外无压力，内无动力”，成为企业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及自然环境等粗放利用和掠夺的重要原因。

　　政府管理创新是关键

　　王杰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贾生华等一些专家指出，目前，一些政府官员往往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当作是企业的任务。其实，要改变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是改革政府行为。他们建议：

　　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切实转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的战略性转变。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政绩考核也要有社会发展、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指标。

　　改变政府角色，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作用不应是包揽一切，也不应是强化干预企业的微观职能，而主要应体现在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和交易规则，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为促进技术进步、加强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减少乃至取消政府对资源的过多占有、垄断和配置。

　　适应加入WTO后与世界接轨的新形势，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源(要素)管理机制。改革建设用地供给方式。逐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创造条件稳健推进利率市场化(自由化)进程，使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其水平高低能灵敏地反映出资金稀缺程度。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真正形成有管理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一切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都应缴纳资源税。

　　按照技术进步和以人为本的要求，改善对企业的微观管制。以节约利用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明确和严格各行业的标准规范、市场准入条件等。明确企业的社会责任，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中寻求合理平衡。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不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处理不好既降低资源利用效率，又损害社会公平，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直接因素。要加快政府公共管理的转型，即由利益政府向中立政府转变，由扶大扶强扶优向扶小扶弱扶贫转变，由效率优先向兼顾公平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