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预算史小考

　　第一财经日报 俞雷

　　我在跨国公司的出差预算史见证了跨国公司节约成本的历史。

　　十年前，我是个外企的城市经理，管着几个城市，偶尔也要去外地巡视一下市场。当时几乎所有的外企对于出差的预算都很松，我所在的公司，任何职位的员工都可以实报实销。

　　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比较低调的，一般都以四星标准来要求自己。可惜我的公司从来也没就“低调”来表扬过我，还时常提醒我一定要住到四星级酒店以上以维护公司形象。我的同事们大多非常维护公司形象，行业内其他几家公司的人则还要更胜一筹。

　　这些人出差一多，流水单上就不仅仅是四五星级酒店的房费了，各项客房服务也都成了必需。大堂商店售价比外面昂贵许多的商品当然也需要算在房费里面。“算进房费”成了那一代差旅人士的口头禅，很少有人会例外。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在北京开始职业生涯最初的培训时，对于公司每天差旅标准上写着“报销合理的餐费”实在拿捏不准，又不想天天吃盒饭，于是就跑去问负责培训的同事，怎样吃才算合理。培训的同事问清了我们那个分支机构一共来了四个人之后，给了我一个标准“1天1000块以内都算是合理的吧”。有了这话，我们几个下班之后就找个饭店开始猛点菜了，不过其他几个分支机构的更狠，早就打的出去吃全聚德了。

　　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久。公司好像忽然明白了成本的重要性，尽管销售额年年上涨，出差的预算却开始明显下降了，从五星“堕落”到了四星，有些还到了三星。聪明的公司还弄出了些“协议酒店”或者干脆让签约的旅行社把钱先打到了宾馆的账号上，当然，这笔钱就是预算。

　　职位的上升也已经比不上预算的下降速度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还有外企的华东区总监能从上海到杭州出差包机的(实际上火车的行驶时间也只有2小时)，现在，他能包部车就算不错了。

　　对于差旅标准，外企之所以降，很多人认为是受经济环境的影响，或者是老外越来越了解中国了。但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大多数的原因还是出自内部。

　　外企出差标准的制定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职位的尊严，二是诚信的原则。第一条没有太大问题，大多数第一代外企人的标准远超过同时期“国家干部”的标准。在火车软座软卧和坐飞机还属于奢侈旅行的年代，这些对外企来说都不在话下，外企很少有人出差是坐硬座硬卧的，哪怕是最低级的职员。

　　但第二条就大大有问题了，很多外企后来出差待遇的降低，都是因为一些员工在诚信上出了问题。诚信的问题倒也并非只是海吃海喝。服务生送个餐，洗几件衣服原本也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我还真听说过有人把冬天的大衣都拿到宾馆去洗然后算进房费的，那可是在春天)，但问题在于，有那么几年，“算进房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真是见过这样的经理，不仅吃喝什么全算进房费，要命的是“娱乐”费用也高得离谱。如果是招待客户，那也算是有个理由，但他们的大多数“娱乐”是自己或者和自己的几个朋友在唱卡拉OK，泡酒吧或者是桑拿，反正什么都可以开发票。

　　对于“娱乐”，后来不少公司也作了限制，因为老外发现现在的中国反倒比他们的国家更像个花花世界了。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策就是“算进房费”，通常的策略是降低住宿宾馆的星级，本来四星的标准住个三星，然后，把别的那些费用都算作是住宿和餐饮。这样一来，住宿——所谓公司的形象——固然是差了点，但自由发挥的费用却多了很多。

　　有段时间，外企炒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查这些差旅费用了。上面的人也未必“干净”，所以他们知道下面的人也肯定如此，这种做法几乎是一查一个准。也许正因为是查得准，随后的几年外企的出差标准就出现了越来越严格的趋势，诸如住公司协议酒店、要流水单、出租车写明哪里到哪里，等等，之前的漏洞就被一个个地补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宾馆星级也因为那些要“算进房费”的人自己当时的主动降低而降低了。

　　意外的是在外企降低标准的同时，一些内企的出差标准倒是年年上涨，从最初的招待所待遇逐渐提高到了如家快捷的待遇，然后又到了三星的标准。现在级别高的也可以在四五星级酒店实报实销了。当然他们通常还是比较“低调”，但那些外企过去的人倒是逐渐地教会了他们宾馆选择的标准和投诉的本事。

　　低出差标准源自成本控制乃是一个方面，但恐怕没有认识到差旅标准也是薪酬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才是最主要的。人的职业尊严不仅仅是工资与职位这些硬的指标，也还有那些差旅标准、出租车补贴、汽油补贴、住房补贴等看上去软一点的东西。

　　我回到内企工作两年多，也经历过一个出差标准降低的过程。内企的总监出差标准差不多只相当于外企的省区经理。无怪乎香格里拉的销售经理要嘲笑我们这些“逃离外企”的人了，“你们薪水越来越高，住的却越来越差”。

　　好在我现在又回复到实报实销的待遇了，但还是会时常提醒自己要“低调，低调”，免得外企那些降标准的事情在现在的企业里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