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管理的错位和过时

　　刘文瑞

　　在中国，目标管理是推行较为普遍的一种现代管理方法。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目标管理的原初思想是什么？中国的目标管理与发达国家的目标管理有什么差异？

　　目标管理来源于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一般我们都会这样解释：所谓目标管理，就是根据组织发展的总目标，层层分解出子目标，构成一个目标体系。强调各级管理人员和所有员工都要参加目标的制定和分解工作，在完成目标中充分发挥各个部门和所有人员的主动作用，并把目标作为对部门和个人的考核依据。目标管理的实质，在于下级人员参与管理。

　　这个解释，应该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点是这个解释不能包含的，就是中国同西方相比，目标管理的时空背景不同，因此，在中国推行目标管理，就有可能产生错位和错时现象。

　　西方的目标管理，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专业化，二是程序化。从亚当?斯密以来专业化的发展，从经济学强调的技术分工，到管理学强调的职能分工，再到政治学和社会学强调的社会分工，西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广义的专业化社会。这种高度发展的专业化，在经营管理上为“做得好”创造了充分条件。但“做得好”不等于“做好事”，专业之优不等于效果之优。另外，从泰罗、法约尔以来的管理技术发展，使企业经营的过程得到了高度重视，从计划、决策、战略，到组织、人事、激励、沟通，再到控制、监督，每个环节都有深入的研究，为恰当安排经营活动提供了科学依据。但局部科学不等于全局合理，片段之优不等于整体之优。在这种背景下，德鲁克提出了目标管理，其基本目的，就是消除过分专业化和过分程序化带来的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局限，谋求整体经营效果的改善。

　　目标管理的原初思想有三个基本点：一是目标管理主要适用于其组织目标可以进行计量的单位，找不到目标计量尺度的部门或领域，要实行目标管理将会十分困难。二是目标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论具体的目标多么复杂，在组织总体上表现为一个目标系统或目标总汇，实现目标总汇需要平衡艺术和权变行为。三是目标本身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宜在实施目标管理时单一追求利润指标，而要用目标总汇来代替单一的利润指标。

　　在中国，既没有经过充分发育的市场来推进专业化，也没有经过管理科学的洗礼来推进程序化。因此，在中国推行目标管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错位”和“错时”现象。

　　所谓“错位”，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不宜推行目标管理的组织系统中推行它。例如，同企业相比，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目标计量要困难得多。从理论上讲，目标管理不大适用于政府(当然，政府部门不同，其目标的可计量性也不同，需要区别对待)。然而，中国的某些政府机构，在推行目标管理上，其热心程度远远大于企业。二是在目标管理中不是强调目标总汇，而是突出单项目标。例如，企业用单一利润指标(甚至比利润指标更狭隘的单一销售指标等等)来替代目标总汇，政府为了“省事”，用某个单项指标来代替整体目标。例如，公安系统用破案率来代替社会治安综合指标，高校用论文数量来代替科研水平整体指标等等。这种目标管理，距德鲁克的原意差之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提出上述问题，不是说我们不能采用目标管理，而是提醒我们应当重视目标管理的实施条件。在推行目标管理时，反问自己几个问题：你的目标能否真正衡量？是不是形成了目标总汇？目标总汇同组织愿景是否吻合？你的规章体系是否严密到了过于偏重程序的地步？你的中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是否已经养成了工业社会造就的“现代性”？只有在这种反问中，目标管理才不会走样变质。

　　所谓“错时”，是指用前工业化时期的手段来对付后工业化社会的问题。目标管理在西方的兴起，是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经过了长期的科学管理洗礼，专业化的经理阶层早已形成并在社会中逐渐成为中坚力量，劳动者素质有了长足的提高等前提下出现的。然而，众所周知，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虽然快速，但同发达国家比依然有较大差距，最明显的，是中国的管理中依然带有许多前现代的痕迹。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否定之否定”过程，在第二个否定后，会出现许多类似于“肯定”的现象。比如，后工业化社会的许多管理措施，与农业社会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如上班时间的灵活性，就同农民自主安排下地时间很相像而不同于机械化车间的划一安排，发挥员工的自主性，就同手工工匠的自由创作相像而不同于标准件的生产要求。如果误以为农业社会的举措就是医治工业病的良药，那就大错特错。然而，这种“否定之否定”后的相似性，会使许多人误解。如果加以更深层次的考虑，我们就会发现，那种试图以古老的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社会弊端的善良愿望，那种前现代国家对“后现代主义”的异常热情，都同这种“错时”有关。作为管理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标管理不能盲目推行。如果没有科学管理的基础，没有高水平、高素质的管理者和劳动者，采取目标管理方法就很有可能使其变质，造成前工业化社会的自由放任式“无管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