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源于颠覆

　　对创新者来讲，最关键的是把握规律，把握什么是未来的方向。第二，把握规则里最基本的东西。例如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那就不是创新，是胡来。第三，要把握时机

　　应关注深圳第二、第三轮发展周期中草根、新生代企业。这几年对智力行业、包括设计产业，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不能仅仅关注招行、平安甚至华为，这是我们民族几十年压抑后释放出来的一种巨大机遇和机缘，是不可求的。要逐步关注那些小小的写字楼里的创业者

　　深圳一定要创造足够的空间，让那些草根阶层发挥旺盛的生命力，深圳必须出现下一个招商、下一个中集，只有这样，它才会打破固化的东西，才会生机勃勃

　　主持人：现在谈一谈技术变革的问题。具体点说，从招行推出“一卡通”风靡全国到现在，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应该怎么面对技术环境的变革？同样的问题对许总，1999年我跟马总交流过，当时腾讯只是定位在一个即时通讯的小玩意儿，而现在已成为中国互联网业非常有竞争力的标杆企业。同时，也要开始面对像雅虎、Google等跨国公司的竞争，如何继续保持创新的竞争力呢？

　　唐志宏：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市场需要。市场需求不是简单的四个字，例如我主管个人银行业务，要时刻关注财富总量、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由此带来的人们需求行为、消费行为、投资行为的变化，还有使这些都能达到的技术条件的变化。比如，现在银行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就是支付手段的问题。银行的第一个功能是汇兑，现在互联网的兴起动摇了银行最初产生的理由，易趣、阿里巴巴都有，腾讯也在搞，当然现在还不能称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支付企业，但对银行的威胁非常大。

　　主持人：

银监会也在考虑对此进行监管？

　　唐志宏：监管，并没有说别人一辈子不能做。原来银行是唯一的支付者，现在开始发生变化了。

　　许晨晔：互联网角色只是增加其中的便利性，归根到底脱离不了传统行业。技术变革的问题，实际上又回到了创新的类型。很多技术是没有什么门槛的，只要你投入，是可以积累和达到的，但很多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应用的创新才是最强的。应用创新包含了一种优势，大家总是比较我们跟国外企业的劣势，腾讯当年打败ICQ，可能在管理经验上对方更成熟，但是从接近市场角度来说，我们无疑占据了比别人更近的距离。我们在应用方面的优势是应该充分发挥的。

　　互联网发展速度很快，必须选择哪个领域是你应该做的，哪些是你应该放弃的。不断挖掘用户需求，选择下一个必须深埋的种子。

　　主持人：坐在听众席上的朋友可以自由提问。

　　融通基金王文：唐行长刚才谈到招行的一些创新，其实就是不断突破一些规则，对企业个体来讲是理性选择，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规则大家都不遵守了，会不会意味着相反的非理性、而且高成本？改革开放一直鼓励大家突破游戏规则，没有规则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比如，深发展和招商银行在上市资料里都提到了人民币离岸业务，央行没有关注到的时候，大家都做了，也可以视为一个创新，但结果对银行业来说是一个教训。

　　唐志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企业必须要有一定的规则。而且规则是强制的，必须人人遵守。规则往往面对过去和现在，而创新和规则恰恰相反，这样往往会有一些冲突。对创新者来讲，第一，最关键的是要把握规律，把握什么是未来的方向。第二，要把握好规则里最基本的东西，就像银行不能动客户的钱，任何创新都不能突破这条铁律。证券公司把客户保证金都挪用了，那就不是创新，是胡来。第三，要把握时机。哲学上讲“增一分则长，削一分则短”，审时度势也很重要。招行历史上曾经也有失败的案例。“早走一步的成先进，早走三步的成先烈。”说到离岸业务，实际上这不属于创新范畴了，当时是经过人民银行允许的，都是有牌照的。我们确实走了一条弯路，中国商业银行几十年全是在岸业务，离岸业务两头在外，如何把握企业风险，如何选择客户群体？都没有经验。任何创新都是不断的突破，最后被承认了，被承认后变成了新的规则。

　　杨秀丽：一个企业要保证良性、正常的运行，必须要有规则。我们有一句口号“法规加一”，规则必须遵守，加一是什么？那些灰色地带不会去碰。遵守规则不影响创新。

　　主持人：杜建君在TCL等企业工作过，谈谈你的想法。

　　深远顾问杜建君：第一，应该关注深圳第二、第三轮草根、新生代企业。深圳这几年对智力行业、包括设计产业，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第二，不能仅仅关注招行、平安甚至华为，这是我们民族几十年压抑后释放出来的一种巨大机遇和机缘，是不可求的。要逐步关注那些小小的写字楼里的创业者。第三，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力度。第四，创新管理，更重要的是知识转换管理。

　　主持人：我提一个问题，上海市政府曾经希望平安和招行把总部迁移过去，你们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目前的趋势是，跨国公司聚集度上海超过40%，北京37%左右。广东占的比例不是很高。这实际上也与我们的第三个话题有关，在全国性全方位竞争环境下，深圳和深圳企业感觉还有哪些不足，新的创新之道在哪里？

　　杨秀丽：我们注册总部在深圳不会变，我们跟深圳有血缘关系。也是因为这个好环境才有了平安。当然我们现在上海有第二总部，也是经过保监会审批的，我们主要的一些业务放在上海去，这也是经营的需要。但不是整个迁移到上海去。

　　唐志宏：我们唯一一个总部就在这，(设在上海的)信用卡中心还称不上我们的第二总部。

　　深圳有先天优势——创新，也带有先天的劣势，比如管理不强。招商引资带来的什么企业都有，从一开始就很杂，什么产业来得快干什么，当然关联度不高的产业可以比较好地抵御经济周期。深圳除了

房地产产业外，没有带动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包括华为、中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围绕其产业的产业链。深圳形成了什么？港口、物流。由于制度的优势，它一开始又形成了金融上的创新。

　　如何巩固原来的优势，这对深圳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汽车抵押，这是银行做汽车按揭的很重要的方面，深圳一直到前年才有了汽车抵押。而《担保法》公布了这么多年了，在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可以进行汽车抵押，但是深圳不行。再一个，深圳如何防止“孤岛文化”。每一次创新都是利益结构的调整，所谓“孤岛文化”就是固守原来的，不愿意让别人来重新分享利益。上海恰恰这几年开始打破这种文化，但深圳这几年反而开始在形成这种文化。

　　杨秀丽：平安很多员工都要求调到上海去，他们感觉上海更能接受他们。

　　唐志宏：打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不等于就建立了现代的市场经济。广东最先改革开放，信用环境应该比较好，但恰恰广州的信用卡我们控制最严，不良率最高。大家对上海大概有几个方面印象，一是上海人特别“死”，看起来是缺点，但他实际上比我们更早进入了现代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法制经济。再一个，跟上海人谈生意，谈成之前极难，但一旦谈成就可以放心，这就是信用经济。如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这是给深圳提出的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蔡耀光：假设前面的深圳是靠打拼出来的，难道未来15年、20年还是靠这种打拼精神来创新？深圳正进入一个问号阶段。

　　乐正：我非常赞同这样一种看法，深圳最大的价值是当初试验一种新的制度能不能成功，最大的成功也恰恰在这里。第一阶段的试验证明还是成功了，但是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代表将来继续保持成功。

　　一个城市的文化起码要以50年或者一个世纪为单位来计算。现在人们对深圳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城市文化并没有形成，像深圳没有形成独特的方言一样。现在长三角的人看深圳，可能有点像20世纪初苏州、

扬州、杭州人看当时的上海。

　　另外作为一个新政策的试验，深圳受香港影响很大。香港有国际化、市场化和法制化优势，这三个是内地最短缺的，深圳在这方面先行一步。

　　但工业化在香港没有生机，香港十大富豪里没有工业资本家，恰恰是在这个方面，让人们也对深圳的前途表示质疑。深圳要文化立市，香港是没有的。深圳要人才托起一个高品位的城市，香港也是没有的。加工业来深圳了，但是白领产业没有到这里，白领产业愿意到北京、上海。这也是人们对深圳下一步创新能走多远打一个问号的原因。

　　香港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美国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原始创新70%左右是中小企业，大的企业做集成创新，我希望未来深圳能够保持一段时间是中小企业的创业沃土。香港的市场资源、加上内地人才资源组合在一起，碰撞出很多中小型企业。

　　主持人：这种反思的价值就在于，创新也源于颠覆。深圳一定要创造足够的空间，让那些草根阶层发挥旺盛的生命力，深圳必须出现下一个招商、下一个中集，只有这样，它才会打破固化的东西，才会生机勃勃。

　　对企业来讲，创新可能来自某种警觉，成功来自于警觉。无论是出于对新技术的警觉，还是对市场、消费者、竞争者的警觉。还有对自身反思的能力，要看我们身上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沉溺于此的惰性、骄傲，还要有一些文化变革。如果有这样一种超越自我的东西，深圳的血液还会在已经成功的企业身上循环，也会在更多的草根型企业中循环。作为深圳整个创新的源动力也就真正有了基础。(本文由本报记者张晓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