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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学鹏
世界杯足球赛的即将到来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像过去一样，它肯定会涌现一批懈怠的、沉迷于看球的员工，大面积发生让管理者大为光火的偷闲；制造出一大批寂寞香艳的足球寡妇；一些智力有限的评论员发出凌厉的聒噪，对啤酒无度的消费点燃了每一个正人君子狂野的心。于是，在这个商业和媒介全球化的年代，各种奇异肮脏混乱的欢乐也会通过世
界杯实现了“全球化”。
这片飘过来的、体积巨大的欢乐证明了足球是真正的全球化产业，世界第一运动的美名不是通过世界各地人民共同的心理感应和足球冲动完成的，而是通过足球人才和管理知识等资源要素一体化自由流动实现的。简单地说，难道你不觉得近几届世界杯越来越诡异了吗？一些在观念上和情感上被定义为弱小的球队，例如2002年的季军土耳其和第四名韩国，例如1998年的克罗地亚，这些可怕的足球传统等级制的搅局者踏着浑浊的舞点，展示了一种新的未可定义的格局：谁也不知道变化的界限在哪里？
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锲而不舍的守门员推动了《波斯曼法案》，让欧洲的球员和球会的关系变得更加松散，转会费不能作为要挟球员的工具。同时，欧洲各大俱乐部联赛都废除了对外籍球员数额的限制，这让欧洲联赛变成了一个全球足球人力资本竞争的舞台。在给这个可怜的守门员波斯曼捐助赛上(波斯曼本人没有受益于他推动的法案，相反他被足球商业资本家们看作一个叛徒)，大毒虫马拉多纳拍着他的肩头，“你让我们更加自由地滚动。你让那些穷地方踢球的孩子可以自由地去那些漂亮的大城市，找那些漂亮的女人。”
实际上，球员作为足球要素来说并不是最自由流动的，因为他们只在商业足球领域实现了要素流动的自由，而足球教练则比球员拥有更加宽广的自由，他们可以跨越民族主义的河流，他们可以轻易地撕掉国家的标签，作为足球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载体，作为布道者，作为全球化分工的履行者，作为美妙的国际主义志愿者，出现在他们觉得溢价最高的地方。就像足球浪人米卢说的那样：不拼命提醒自己，我都记不起自己是哪国人。
世界杯就是一种民族性的尺度，它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证明足球存在国界这一事实。有自尊心的球员都会留在出生国，例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国家)的约克(前曼联球员)，但瑞典人埃里克松却可以出现在英伦岛，在世界杯32强中同埃里克松相似的主帅还有很多：巴西的济科说他迷上了日本式的弗拉门戈，克罗地亚人伊万科维奇(伊朗队教练)说他正在理解伊斯兰教，荷兰人希丁克说他也许会移居澳大利亚，荷兰人艾德沃卡特说他已经适应了韩国球迷的施压方式。巴西人帕克塔认为沙特人其实很内敛而有教养，并非像外界风传的那样暴发户嘴脸。法国人亨利·米歇尔现在则对科特迪瓦这个国家的印象依然很模糊。
于是，教练和球员作为全球化图景下的足球要素，存在着不同的自由度。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不同的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会反映在其商业契约里，并在其权力责任链条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在2003年出版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全球化和进球》(Globalization and Goals: Does Soccer Show the Way?)，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到了俱乐部球员资源的流动和全球性配置，导致了一些足球弱国可以用更快的进步来挑战传统的足球强国，解释了世界杯大规模“黑马”现象的由来。但是，他没有谈到教练要素在足球资源重新分配，足球秩序重新建立过程中的表现。
由于教练要素在足球商业联赛的自由度与球员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相对球员而言，教练则并不显现和资本家谈判的优势。同时可以观察到，商业俱乐部的教练有一种权力下降的倾向。这不是由球员的不服造成的——比如弗格森(曼联主帅)型的教练就可以在任意时刻镇压球员的不满，他是带这帮孩子长大的(或者是教练过去就是伟大球员，是现在球员的儿时偶像)；而是因为，俱乐部执行委员会有一种压制教练和缩减权力的取向。这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联赛特别明显。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的很多球会已经上市，受到外在财务投资者苛刻的审视。而球员们的全球化流动和配置导致了他们身价暴涨，增加了球会的财务成本，球会必须通过比赛成绩来抬升投资信心，有了比赛成绩，才可以继续编造未来盈利的神话。而教练的撤销和更迭，则可以作为这种抬升信心总策略里的一个子集，作为某种内部改革充当微调信心的工具。现任西班牙队主教练阿拉贡内斯在担任马德里竞技队教练时悲哀地说，他和他的同行正在丧失购买球员的话语权。而且，他们的薪水并非完全随行就市。
而在国家队里面，教练的权力始终是完整和强大的，因为在国家队这个层面，教练比球员拥有更大的自由流动度。除了决定球员成为国家球员，以及决定战术走向的传统权力以外，教练还可以进入更大的权力领域。即使不是大的比赛，即使是很平凡的集训，国家队主教练都可以将权力干涉到球员私生活的程度，比如管制球员的性爱次数。目前32强国家队教练的收入要比上一届(2002年)国家队教练的总体水平高出12%(根据《踢球者》杂志的报道)。从商业合约上看，国家队的主教练的合约时间有一种短期化的倾向，过去一般是四年一签(主要为了世界杯)，现在大部分是二年一签。这种短期化的倾向并非是各国足协所愿意的，而是教练要求的，当教练在前二年执教不错的话，他就可以在后二年(一般是冲击世界杯入场券的关键时间段)提高价码，这是商业世界所惯用的“阶段性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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