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企退位及抢位的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汤白露 北京报道

　　松下电器(中国)社长木元哲正在试图摆脱一场“撤资中国”的阴影，棘手的是，他缺乏“实际行动”。

　　3个月前松下低调宣布，除了保留维修服务，松下不再推出2G手机新品。对于这一次“ 有特殊背景”的业务撤离，松下电器保持高度警惕，有关负责人甚至公开辟谣，“原来的通信团队将全力研发3G手机以及3G服务。”

　　事实上，松下的“退位”不仅体现在手机业务方面，在数码家电以及IT领域也相继出现投资回流日本的现象。

　　有业界人士向记者透露，早在2003年上海松下等离子显示器有限公司的等离子项目，被总部由“技术升级”调整为“扩大产能”，投资金额也降为1亿美元。该合资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由松下电器、上海广电等共同投资，其中松下控股51%。

　　“全面撤离投资利润率为负值的业务。”为了顺应总部布局，木元哲于2003年喊出了这一宣言。多方面的迹象表明，松下目前的经营现状正在痛苦地证实木元哲的诺言。

　　“回流”扩散

　　在松下撤资的幕后，隐藏着深刻的产业背景——处于投资整合阶段的跨国公司，一方面开始步入早期投资的“收获期”，另一方面要适应全球产业与中国市场的新变化继续追加和转型投资。

　　“一边收获一边撤离”，难道这就是日系企业的“投资宿命”？

　　来自松下官方网站的资料表明：2003年，松下(中国)下属大部分企业盈利，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比例大致为7：3。至2005年，由于业务压缩或重组，这一比例有所提升。

　　但松下仍有一部分下属企业(独资或合资)出现亏损，这正是松下撤资的根本原因。

　　可资对比的是，关于同样的撤资问题，东芝与三菱却表现得颇为“坦然”。

　　2006年2月底，三菱数源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在母公司三菱集团董事会的决策下，停止在中国市场关于GSM手机的生产和研发；2005年3月底，东芝在南京公布撤离中国手机市场，东芝方面已将相关生产设备折价卖给中方，并退出在南京普天王芝的全部股份。

　　问题的关键在于，近年来东芝、松下和索尼等公司纷纷回国建设新厂，这是否预示着“回流效应”在由家电领域向手机、IT等产业扩散？

　　公开资料表明，东芝增加5000亿日元正在三重县四日市新建一座闪存工厂；夏普在三重县龟山市追加2000亿日元改造升级液晶屏生产线，此前建设这一生产线耗资1500亿日元；松下计划在兵库县尼崎市投资1600亿日元新建全球最大的等离子显示屏工厂，该厂将于2007年7月正式投产，这是松下在日本建设的第四个等离子生产厂。

　　佳能于2004年将部分数码相机和打印机生产线悄然从上海转移回日本，同时在日本大分县投巨资新建工厂；索尼早在2002年就将原来在上海生产、用于向美国出口的数码摄像机生产线撤回国内；奥林巴斯也对在东南亚国家的数码相机生产进行了调整，将一些高档产品项目转移回国。

　　富士通日立等离子显示器公司也在2004年初投资750亿日元在日本宫崎县新建一座月产能为15万片的等离子显示板工厂。该工厂于2005年已经投产，2007年将扩产达到年产300万台的能力。

　　显然，在数码家电领域日企的投资回流倾向日趋明显。日本公司在国内投资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原来设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工厂的回流。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05年4—6月，日本对华投资增长率转为负数；9月开始反弹；10—11月仅为上年同期水平的60%。

　　实际上，日本企业投资回流不只发生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现象。日本银行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2004年，日本制造商在国内的资本投资增长了12.9%，2005年进一步增长了15.5%。

　　“现地完结”模式

　　“与日企全力顺应总部思维不同，三星在中国的投资方式是‘现地完结’模式。”针对记者关于日本企业投资回流的提问，三星电子一位负责人认为，“是否拥有投资决策权，这是根本性的区别所在。”

　　据他介绍，“现地完结”模式是指由中国分公司全权行使投资权力，使产品企划、研发、生产、销售等所有的经营环节都“自己做主”。

　　“事实上，这是一个不断完善才形成的一种投资机制，决定一个公司的一切投资行为。”上述人士表示。

　　事实上，三星在中国的投资战略进行了数次调整，不仅扩大了投资金额，而且投资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1990年代中期，在对中国市场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三星电子的各个事业部纷纷在中国建厂，甚至设立了遍及中国各个城市的销售网络。

　　与此对应，产品线也从洗衣机扩大到录音机。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整个1990年代，三星在中国的业务均出现了巨额亏损。

　　亚洲金融危机后，三星逐步认识到公司的资源有限，便尝试调整投资战略。其中最核心的策略在于加强了三星电子中国总部的地位，三星中国开始行使投资自主权。

　　具体操作程序是以加大研发投入为主轴，重点在中国市场投放一流产品，使三星重获生机。

　　1999年以后，三星在华所有12个法人企业都实现了扭亏，2000年出口和内销全部盈利。显然，中国已经不再是三星的边疆地带，而是主战场。

　　过去三星中国扮演的只是政府关系、法律和投资服务等角色，但现在三星中国在生产经营方面的投资权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伴随着投资权的下放以及投资规模的扩大，三星在中国步入了高速发展，一度超越索尼。

　　“进入2005年以来，三星总部计划将在中国的产能扩大至全球产能的四分之一。当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相当难。”三星上述人士表示。

　　据悉，三星电子在苏州建立的内存芯片生产厂总投资已达3亿多美元，是最初计划的两倍，公司预计今年在中国的半导体产能将比去年增加一倍，明年将再增加50%，使半导体业务的比重上升至全部中国业务的30%。

　　迄今为止，三星电子公司在中国的累计投资已达20亿美元--30亿美元。当手机、电脑等消费类电子业务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之后，三星电子计划进一步扩大在半导体方面的投资。无疑，这与日本企业形成鲜明对比。

　　投资“新料理”

　　“2005年下半年，丰田把最

新车型带到中国进行前期调查与论证，这或许是日企投资中国的一点新鲜颜色。”

　　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季风对记者表示，“汽车业投资一直是日本对华投资的领头羊，拉动了整个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与丰田对比，日本产业界近两年出现了一股“逆流”。很多企业认为将高新技术的研究项目和生产基地转移到日本国内，可以有效地防止技术外流，被中国企业模仿。

　　类似的“技术封锁理论”甚至认为，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电子产品对日本企业造成很大压力，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企业在当地设厂生产，核心技术不断被竞争对手仿效。

　　“这一现象，无疑对于日企在中国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不少日本公司针对一些即将或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做出了相应调整。”张季风认为，多方面的因素导致日企在中国的投资忽远忽近。

　　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蔡林海认为，“在接下来的投资运动中，日资企业投资的选择性、集中性将会加强。”

　　“若将产品连同部分技术一起转移到中国，日本企业才能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专心致志地追赶欧美企业。”张季风表示。

　　事实上，日本企业虽然把生产基地、研发基地转移到了中国，但他们却把核心技术和核心制造业留在了日本。

　　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教授李光辉认为，日本企业大多数把对中国投资视为是日本国内市场的延伸，只想获取更多利润，缺少对中国投资的战略分析。

　　“一旦其它国家在中国的重要行业投资时，日本企业也相继跟随，但为时已晚。”这或许是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