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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对话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顾问 张立文教授
职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人大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联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兼学术委员。
主持人：陈军晓 博士
职务：北京华易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执笔：易管理网记者 王鹏
陈军晓博士：您以往在演讲中曾经提到《周易•贲卦•彖传》中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明以止，人文也”。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之初，也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易学在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与传统文化复兴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张立文教授：任何一个国家要崛起就必先有文化上的崛起和昌盛！北宋易学大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就体现了宋代理学文化意识。我们现在也遇到了与宋代相似的情况。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审视文化体系，我们应该如何更和谐的承接历史文明，重新深刻思考传统易学文化的内涵及精髓。在唐代，佛教是强势文化，据历史记载，当时佛教寺院经济占据了全国经济的十之七八。而在当时的民间藏书中，佛经是儒家书籍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因此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她就曾经把儒生、道士与和尚请到一起辩论，目的是要把思想统一起来，进行文化整合。
而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直到宋初的几百年时间里，一直存在着如何把外来文化消化吸收的问题，即如何将佛教中国化。但佛教中国化以后还是佛教，它还不是一个中国固有的东西。宋代由于经过了唐末与五代十国的战乱和信仰丧失，其理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唐代提倡三教整合，这个整合过程经历了三百余年，结果并没有成功。宋代理学家当时的文化整合方法就是儒、释、道兼容并蓄。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理学家程灏在高度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使命意识中，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为宋代文化整合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宋代学者们真正把儒、释、道整合起来就是体现在“天理”上面，建构了一个理学的理论思维体系。
我认为你们网站工作做得很有意义，就是把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管理学结合起来。今天“易管理网”的成立，将有力的推动易学管理文化向国际化、专业化、科学化、现代化、产业化的健康方向发展。我们中国过去的发展实际上是遗忘了自我，把自己的主体文化给忘记了。以致于现代年轻人因为文化断层而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解越深，那么可能对于西方现代思想接受也越深刻。反之，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把自己的老祖宗都给丢掉了，那么对于西方的现代文化也是无法接受的。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场文化大复兴运动。像唐宋的儒、释、道兼收并蓄的文化整合方法一样，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中、西、马的如何整合问题。光讨论方法是讨论不出结果来的。所以，我就提出来把它们落实在“和合学”上面。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下来，“和合学”提出的就是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形态，把中国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讨论的各种文化整合方法安顿在“和合学”里面。我的《和合学概论》一书共80多万字，副标题就是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那里面就重点讲述了和合管理学等。
陈军晓博士：“易学”曾经被供奉于历史的神坛之上，也曾遭遇过一百多年的“妖魔化”挫折。随着中国人民大学毅然重新树起国学的大旗，宣布建立国学院和国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了“乾元国学教室”，国学尤其是易学至今又一次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您能不能说一说我们如何以学习易学为契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国学”、新儒学和易学之间的关系？
张立文教授：我们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尤其是文革以后，面临的主要文化问题是如何把传统转化为现代。毛泽东有过批判的继承的提法，当然那也是在文革以前了。更早的是晚清末年的洋务派提出过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一直探讨的都是如何把传统转化为现代的文化问题。文革后，我们曾在当时的《团结报》搞过一个沙龙，也是主要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当时近代史研究所的黎澍先生便提出了“西体中用”的想法，得到了李泽厚先生的赞同。当然，其他同志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如“中西为体，中西为用”，“中西互为体用”等，关于“中西体用”问题便有四种不同的提法。后来我又补充的一种：“中西非体非用，即体即用”。
一个国家成功的背后都有一种民族精神在支撑。我们中国人如果想要在文化上站住脚，要想能够解释自己的经济腾飞的话，就必须能够说明中国以往的文化辉煌和现在的经济繁荣都是有一种精神在支撑。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过去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一直都不够重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目前我们社会对于易学管理研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和重视还很不够，在很多方面还有种种限制，所以由民间力量出面来从事这项工作就显得很有意义了。毕竟单纯依靠研究机构的力量还是十分有限的。
我们必须确立易学等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经济、管理等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从近代开始学习西方以来，我们就把自己的话语权交给了西方了。用西方的话语权来代替自己的，引用人家的标准和规格来判断自身的文化价值。我过去在很多场合提出过，近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时，都是以人家的真理为真理，以人家的标准为标准，外国人说好的才说好，把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和评判权统统丧失掉了。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实际上是一次文化的觉醒，也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我们应该怎样去发现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所以我认为把西方的现代管理学知识和中国的传统易学文化结合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业。
国学不等同于儒学。国学这个词出现得很早，在《周礼》中就已经存在了。国学在古代是指一种教育管理机构，从唐宋以后就变成了国子监。当然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就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的研究对象了。国学，顾名思义就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称，包括了易、道、儒等学说。《周易》可以说是中国国学的文化根源。《周易》引发了儒、道、墨三派学说，而阴阳家也好，纵横家也好，诸子百家都与《周易》有关。《周易》存在于诸子百家之前。到了汉代，《周易》就成为了儒学的六经之首，后代研究儒学的学者也都精通易学，给人一种错觉好象易学包含在儒学之中。其实两者是源和流间的关系。
陈军晓博士：对于目前中国社会上很多人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价值观混乱和精神荒芜问题，您是否可以具体地谈一下易学如何让中国人以“形上智慧”消解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恢复和保持良好的自信心、进取心和平常心，进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张立文教授：我在1980年曾出版过一本书叫《周易思想研究》，那是我在文革以后出的第一本书，那个时候关于《周易》的研究还没有热起来，还没有人认识到《周易》的重要性。因为我是一直在从事着《周易》的研究，所以我认为现在社会上很多关于《周易》的解释都已经走样了，自己随意发挥。当然他们也可以微言大义，但是这种微言大义的结果却往往是走样了。目前，我们如果要重建《周易》的话首先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视野。只有具有了新的视野，我们才能对《周易》进行全新的诠释。当然我们也要采用全新的方法，我提出的“和合学”就是一种和合的方法。我过去曾提出过，“和合学”的建构首先就是方法论的建构。从西方的和古代的研究看，“和合学”的架构符合现代的需要。所以我在“和合学”中便提出了一个和合架构的诠释。
1982年，我和冯友兰等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一起出访美国，当时许多本地的华人提出，你们在文革期间在国内打倒“孔夫子”，可能自己感觉还无所谓，但是对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在海外可以抬得起头来，是因为我们拥有孔子这样一个可以与耶酥、释加摩尼、默罕默德相提并论的伟大人物。你们把孔子打倒了，就相当于把我们的精神支柱给打倒了。我们失去了精神支柱，那么海外华人在外国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了。当时我们听说了这样一番话都十分感动。海外华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有着更深的体会。
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倡易学决不是要复古，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亡灵给招回来，而是要研究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使其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我所提倡的“和合学”讲的是什么呢？“和合学”说的就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而不是把传统的东西给大卸八块，分成精华和糟粕。所谓精华和糟粕的分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只是一种价值观的不同而已。我们现在不是把传统文化像洗牌一样，分出哪一张是好的，哪一张是坏的。而是要把传统文化本身就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一种整体的转生，中华文化在历史上的每一次发展都是针对当时的矛盾和冲突的。当时社会存在着什么问题，中华文化在发展中就会考虑用什么样的思维理念和思维方法去化解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哪些可以化解时代矛盾的东西呢？我们人类共同面对的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冲突、文明间的冲突等五大危机又该如何化解呢？不久前，我在葡萄牙参加了温家宝总理出席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讨论会。会上，我的主题发言就是如何运用“和合学”去化解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和危机。当时温家宝总理也谈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精神对化解这些冲突和危机的巨大价值。温总理所谈的“和为贵”，就同易学的“保合太和”是相通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传统易学的重构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
陈军晓博士：作为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您能否谈一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何去把握中国的传统易学管理文化，解读中国传统易学管理思维，圆融现代西方管理理念，比较东西方管理特色，打造东方易经学术的管理方略？国内企业领导人如何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这套易学管理模式？
张立文教授：探讨易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易学所透视的社会哲理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学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其实作用。从《周易》与现代管理学的结合角度来说，目前存在着很多思想，但我主要想说的就是《系辞》中提出的三句真言：“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对于中国现代企业家来说，不仅需要富有，而且也需要知识、智慧、人格魅力等等；不光是拥有财富、金钱，还应该有其他的东西；否则的话，企业就很容易垮掉。这决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从《易经》所蕴含的意义中引发出来的。
目前，民间也好，官方也好，总有一种偏见，认为搞周易就是搞封建迷信。前不久，我在部级历史文化讲座中就提出过“必须要消除这种误解”。我当时主要讲的就是《周易》与政治、经济管理的问题。《易经》中在《系辞》中提出，如果要成就大的事业，就应该有一定的财富；如果希望所得丰富，就应当不断创新，只有创新才是内得于己、外的于人的最好方法；如果要符合易的道理，符合社会、自然的运行规范，就应当依据情势之不同，不断地进行适应性的变化调整。这些如今在很多场合下都被广泛引用。它对于中国的历史影响很大。现在我们从重构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就不能讲太多很杂的东西，而要从《周易》文本的角度出发。然后，我们才能领会很多深刻的内涵。所以我主张研究者首先应该把《周易》本身的文字含义搞清楚，也就是需要先在易学上下功夫，把文字的意义搞懂。只要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周易》的重建。
人民大学的国学院最初在纪校长的领导与倡议下，我们参加了筹备。当时我考虑的也是对国学的一种全新诠释。我们中国从近代以来就一直有一种提法，即与传统彻底决裂。从五四开始，我们学习西方，就接受了西方的“非此即彼”的斗争观念。我们要提倡一种东西，就必须要打倒另一种东西。就像美国总统小布什说的“如果不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正因为有这种二分论的存在，我们才会对传统文化采取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所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言辞和行为，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罕见的。在民主国家里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采取这样的一种批判态度是比较少见的。
我们现代人在很多学习西方的时候，往往会忘记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它早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中去。所以无论中国人到什么地方，哪怕是生活在一个异文化体系的包围中，也会自然的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即使处于异文化的重重包围下，它也会顽强的保持自己的生命力。不象有一些弱势文化，在强大的异文化入侵下就自然的消失掉了，被完全同化了。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本身就说明了它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所以可以这样看，我们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有的批判态度，往往都是片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一种非常优秀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民族精神在里面，所以才能一直延续下去。从这种意义上讲，如果我们中国主动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放弃掉，就是非常不应该的。
当前宣传国学不应该忽视易学的重要性，因为易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活水。从思想框架来讲，《周易》在六经中比较重要。《周易》对于宋代新儒学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代的理学家都搞《周易》经传的研究。他们的思想上的很多资源都是从《周易》经传中来的。他们很喜欢用注释《周易》经传来宣扬自己的思想。中国易学文化中的“文”以人为本位，“人”以“文”为本性或自性。因此宋代理学比较注重人文精神的宗旨，就是对于生命的关怀。现代人研究宋理学如果不看《周易》的话，那么就根本没法搞懂。我认为现代新儒学要超越宋理学。现代资讯网络这么发达，已经可以把各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所以，我在《和合学概论》下卷里面就是专门讲致用的，讲如何用“和合学”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易学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而现代管理学的一些知识却是很快就会过时的，几年就一变。
陈军晓博士：20世纪中国的易学研究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重大变化：《周易》经传神圣而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动摇了，它不再被视为“大道之源”，不再被看作时下一切学科和学术赖以发展的“源头活水”；易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易学研究的识见也随之大异于传统的易学研究。那么目前国内易学的传承，是否面临着从无序到有序，从沦丧到重构的问题呢？
张立文教授：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应该有自己的模式，而不一定要照搬西方的理论。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流通，而交往中就自然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也包含了竞争，没有竞争就无法发展，这样经济、技术也就得到了发展。目前，我们解释《周易》还需要有一个全新的理念。民间现在多是从风水等角度理解《周易》，而有些人又是按照自己的想象去随意解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里面很多解释都没有自己的人生理念，而这些解释也就都比较浅显。所以，我才强调重建《周易》需要有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和新的理念。只有这样，易学的重构才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目前，我们也不应简单否定关于易学方面的数术等分支。因为如果完全把它们看成是封建迷信的东西也是不必要的。作为学术研究，我们就应该是开放的、要有包容心。
陈军晓博士：您如何看待杨振宁教授提出的“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观点？
张立文教授：中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积累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吸收外部资源以进行自我创新的过程。但近代以来，由于人们崇拜西方，以西方的真理为真理，以西方的科学为科学，造成中国的年轻人、企业领导等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所知甚少，片面追求西方文化，出现了很多丢面子的事。当然，我并不认为是易学导致了中国科学的落后。但我认为作为学者应该允许各种观点争鸣，而不要当不同的观点一出现就去批驳。中国古代的各种科学都是十分发达的，而近代的落后是有多种原因的。明代前期的或楼，是因为之前元代落后的草原文明对宋代发达的农业文明之摧残造成的。陈寅恪说：“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也有人说：“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谢和奈(Jacque Gernet)则说：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然而那个只推崇弓马娴熟的元朝却用残酷虐杀的方式中止了这样的文艺复兴，变天下所有农田为牧场，打断了这个近世的开始。
清代现在虽然被吹嘘得很厉害，但其实它前100年在经济上基本上是还没有达到明代的水平。明朝末年江南地区有了惊人的工商业发展，如扬州有些织布厂拥有10万台织布机的规模；有些炼铁厂一年的铁产量能达到10万吨。从这个角度看，明末文人思想的井喷其实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满清不入关，必将会再次出现东方的“文艺复兴”。明末清初，因多年的战乱，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清代基本上也是以草原文明破坏农业文明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对此就表现得很清楚。尤其是清朝的文字狱更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去专研古籍了。所以，清代没有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一个民族必然有自己的文化，全球化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多元化的过程，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都应该放出它的异彩。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的冲击，我们已经是弱势文化，居于弱势的我们如果不了解、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那就很危险了。我们应该提倡“全球文化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全球化”，中国五千年的传统学术文化应该在全球文化当中有自己的地位，应该在世界多极文化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军晓博士：几年前，您与几位同志共同出版了《和合与东亚意识》一书，对东亚以新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识的批判和发扬进行了研究。那么，你是否认为国内企业管理者也能以易学精神激励自身，从而可能使一些危机和问题事先可以得到预防或避免，并加大企业各方面调整、改革的力度，使经营风险可能减少呢？
张立文教授：我多年来潜心研究、首次提出并构建的“和合学”是一种哲学体系。在1989年时还有人对此提出了批评，但是在2001年李瑞环在香港著名人士座谈会上就提出中华精神的重要经验时就是“讲和合”、“讲团结”。后来在许多场合中，李瑞环都谈到了“和合”与“和合学”。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各宗教著名人士的会议上，李瑞环特别讲到了“和合”。最近，党中央所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为指导，对中国古代“和合”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
我在《和合学概论》一书中提到，在文化整合的问题背后都有一支无形的手，这个无形的手指的就是价值观。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中间，就会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过去我们一直提倡批判的继承，那么批判应该批判什么，而继承又应该继承什么，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判断选择问题。然后是关于综合性创新的提法，如何创新，如何综合，这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判断选择问题。过去我们批判“孔老二”，而现在我们又承认了孔子的思想是好的，这就是一个价值观不同的问题。这些相关的文化整合方法如果一直僵持下去，就不会产生任何的结果。
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和合学”时曾遭到过一些批判，直到1989年还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我们中国人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从资料上看是最多的，如甲骨文、经史子集等。在所有文明国家保存下来的文本历史资料中，我们中国是最全的。目前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的方法都是以西方的文化基础提出的，毕竟我们中国的很多典籍还没有翻译过去。像已经翻译过去的《论语》、《道德经》等都很不全面，所以西方哲学家对于中国的认识也都是一些片段。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我们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许多研究也是隔靴搔痒一样。尽管现在中西文化交流比较密切，但是西方哲学家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仍然不十分了解。
易学应用到企业管理当中，是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探讨的热点。中国大陆是在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各界有识之士的重视和关注，较之香港、台湾以及东亚各国如韩国、日本、新加坡要晚，但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企业界对此也做出了可喜的、有成就的探索。现代管理学研究中对于周易、孙子兵法和道德经都有不少的研究。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周易，我还是提倡：“生生之谓易”这句话。这是“易”的根本意义，无论“变易”、“不易”或“简易”，都在“生”这个根本意义上得到了统一。所谓“穷神知化”，也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的。穷尽天地万物变化之理，是为了完成“盛德大业”。到了“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境界，就可以像《大有•象辞》说的“顺天体命”和《系辞》说的“乐天知命”了，也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了。这是人的终极价值的实现，人生的意义即在于此。但这不是消极地顺应“天命”，不是听从命运的摆布，这是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的发挥。
《系辞》中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它不仅讲“修德”，而且讲“广业”，这种积极有为的思想，是《易传》的一大特色。天地之盛德大业是生生不息、万物繁庶，君子之盛德大业是“正德、利用、厚生”。在《易传》作者看来，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境界中创造出来的。只有把这些搞好了，中国企业才能够生生不息。这也是传统文化中的变通观念。目前，对于在易学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转换机制、发展道路、未来模式等方面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价值、道德等方面的关系，国内的中青年专家们都提出了深刻独到的见解，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文化找到了根源，也为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确立了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的主体精神。
(稿件来源：易管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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