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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卫锋 郑华玲
《红楼梦》里，荣国府的二老爷贾政一心想成就清官之名，一来家里有钱，钟鸣鼎食，犯不着为五斗米折腰；二来有这个世袭的爵位，不愿为小利坏了大局。可是，他底下的吏们却不乐意了，联合起来收拾这位清天大老爷，搞得他事事不爽，样样不利。贾政想出趟门，没人打鼓、没人抬轿、没人吹吹打打，寸步难行。贾政没办法，只好向这帮吏的头子李十
儿打听，李十儿告诉他：“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那个不想发财？俱要养家活口。”说来说去，要想把这个官当得舒服，只能默许这帮吏贪污受贿。贾政只能撂下一句“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得到这般默许之后，群吏开始无法无天，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烂局，把贾政给害了。
要解决这个“吏克官”的“贾政难题”，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官，什么是吏。通俗地讲，官，是管人的人，管更小的官、管下面的吏。吏，是衙门里的办事者，直接管事。老百姓平时见不着官，与他们打交道的往往是吏。现官不如现管，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汉朝的时候，每个部门只有老大是官，其他的全是吏。大官常常由吏而来，甚至宰相从吏员升上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元朝的蒙古人马上得天下，他们不读书，只以武力为尊。汉族的读书人，被堵住了科举做官的路，只好进政府当书记、文案，吏成了一条无可奈何的出路。从此官吏分流，遗祸千年。明成祖朱棣在位时，定了一条更绝的政策：吏不能当御史、不能考进士，彻底断送了吏在官场的前途。他们既被人看不起，也没有正式的俸禄，索性自认流品卑污，自暴自弃，捞钱使坏。
明清的官员，别看才子名臣辈出，其实都不是从吏磨炼出来，基本没有地方基层的行政经验。这些人十年寒窗，进翰林院，天天读圣贤书，到了三十来岁出来做官，对于实际的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只能任由吏们摆布。大小衙门基层的公务，只有书吏才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的“本钱”，这些公务的真实情况，以及关键、诀窍，均为不传之秘，所以书办虽无“世袭”的明文，但无形中父子相传，几乎形成了世袭的惯例。最典型的是户房书办，简你“户书”，征收钱粮地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等级如何，只有户书才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祖传的一本秘册，称为“鱼鳞册”，没有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钱粮。有了这本册子，不但公事可以顺利，户书本人也可以大发其财。
在某一个原点上，历史总会惊人的相似。当前的中国企业仍然无法规避“贾政难题”，企业内部官吏分流，管人的官不懂事务、管事的吏不顾大局。不解决这个“贾政难题”，高谈什么战略战术、思想理念都是徒劳。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既然问题出在吏上，索性将其省去，实行省吏主义，化吏为民。这是遭遇“贾政难题”时的本能反应，也是第一药方。最激进的“省吏主义者”是亨利•福特。福特创造的流水线，绝不仅仅是采用通用零件、标准化装配而已，它更大的意义在于，把企业中的吏变得无足轻重了。一切都是标准的，吏的自由裁量权被压到最小程度，讨价还价、上下其手的机会大大减少。可是由于对吏阶层的过度挤压，福特逐渐从目空一切的老大地位上滑落。福特二世只能引进麦克纳马拉等“蓝血十杰”，改弦更张。没多久，福特又成了吏的安乐窝，“贾政难题”卷土重来。
还有一招，就是重吏主义，化吏为官，让他们主动从“官”的角度考虑问题，所谓的激励机制，就是这一套。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在过年几百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实行合伙制。在这些投资银行里面，有本事的人，都是老板，都是“官”。麦肯锡的马文•鲍尔当年强行将自己的持股稀释，扩大麦肯锡的合伙人的“沾光”范围。蒙牛的牛根生，创业之初就吸取了伊利的教训，除了他本人外，其他人如邓九强、侯江斌、孙玉斌等都持有股份。这些重吏主义者，都得到了回报。
然而，激励机制有个悖论。它的覆盖范围越广，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份额越少，激励的效果就越弱。激励机制的极致，就是当年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人人都有份，结果成了“大锅饭、大家拿”。贾政当年何尝不为这个问题苦恼？
化吏为民、化吏为官都不行，那就试试以毒攻毒，以吏克吏。通用汽车斯隆的办法是，在部门上面设置委员会，在委员会上再设置委员会。这一招管用了几十年，现在也不灵了。拯救日产的卡洛斯•戈恩，他的拿手好戏CFT(Cross Function Team)，即跨功能小组，其实就是吏吏相克。戈恩说：“单凭部门内部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部门与部门之间，职务与职务之间隐藏着一种未知的力量，它总是会使问题搁浅或隐藏起来。”
然而，戈恩创建的CFT，从长期来看并不乐观，绝非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它本身也是一个官僚机构，也需要由吏来操作，只是在戈恩超人的热情和能力之下，许多问题被掩盖、延迟了。戈恩式的强人并不多见，可遇不可求，因此，CFT迟早也会沦为被吏把玩的工具，到时候恐怕又要设置CFT的CFT。
只要有吏，“贾政难题”就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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