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表示企业创新也要长期积累常规化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过去二十五、六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配置效率提升后的增长，由于中国的资源价格、要素价格非常低，所以走上了一条资源耗竭型增长的道路。

　　现在，我们要从资源耗竭型增长转向资源节约型增长，从过去简单发挥中国劳动力价 格便宜的优势转向创造优势，从体制创新转向技术创新。体制创新仍然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但体制创新只是给我们参与全球竞提供“入场券”，不决定我们的胜负，技术创新才是未来增长非常重要的动力。

　　创新方式的三种必要转变

　　首先，要从政府主导的创新转向企业主导的创新。过去，许多科研费用的支配都是由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来控制，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其技术不断创新，而技术的创新也主要来自产业界。

　　其次，要从模仿性创新转向原创性创新。陈东升董事长说模仿就是创新(见下文)，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模仿只是创新的一个初级阶段，会模仿的人比会创新的人多得多，你可以模仿，别人也可以模仿，所以你不可能有真正的

竞争力。

　　过去25年，许多产业就是通过模仿建立起来的，但这样的时代已经慢慢过去，因为原来人家在国外你在国内，你模仿成功就成了老大，但现在全球化了，竞争对手已来到中国，再模仿已没有意义。

　　再次，要从由企业家个人化的创新转向公司化的创新。市场经济中，创新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公司行为。它不是偶然事件，不是一部分聪明人突然有一个好的想法然后推出一个产品，而是一个常规化的工作，企业决策里要有这一部分。

　　创新社会的五要素

　　一个民族要变成创新的民族，首先必须有自由的思维方式，如果不改变我们基础教育的方式，要变成一个创新的民族不是那么乐观。

　　创新不只是现在的研发投入问题，它从人们小时候就已开始。从上小学起，孩子一直都被告诉什么是标准答案，很难想像他们大了能有很好的创新。同样，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再怎么创新，也不可能超越固定的思维方式。

　　第二，一个民族要有创新，就必须形成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念，即对企业家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的认同。如果一个社会对企业家不尊重，如果一个社会企业家的才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我们很难想像它会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

　　2005年，美国两位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们有关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观念，决定了收入的分配。比如现在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个人的努力、才能、选择造成，还是由于外部的运气、腐败或者关系造成，不同国家对此问题的回答不同。

　　美国65％的人说由于个人的才能、贡献等等造成的，而欧洲一些国家60％的人回答由关系、腐败、运气造成。如果认为收入差距来自于人的努力与能力，这样对其征收的税就相对较低，企业家精神可以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认为收入差距是关系、腐败造成的，最后没有人会努力去创新，创造财富。

　　第三，一个社会如果产权特别是

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要使它变得和谐不可能，创新也不可能。

　　美国经济学家最新一项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的保护不仅影响创新的速度，而且影响创新的方向。当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不能在法律上得到有效保护时，人们就把资源和精力花在有替代性保护手段的领域。比如现在在中国开饭馆比做软件要赚钱。我有一个学生投资饭馆，光

装修就8000万元，但两年半就收回来了；如果做软件公司，能赚到8000万元就谢天谢地了。

　　再次，一个社会企业不能自由竞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如果中国的汽车工业20年前就放开，允许民族自有资金进入，中国汽车业的创新程度要比现在发达得多。为什么中国在家电行业创新相对多很多？因为这个领域很早就放开，可以自由进入、自由竞争，这是我们企业创新非常重要的动力。

　　另外，经济学家有一个结论，最有利于创新的结构是寡头竞争的市场结构，一个行业不能只有一家，要有三五家竞争非常激烈，创新才最快。现在中国企业的集中度太低，在这么多小企业占据产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创新的，因为小企业没有财力，没有资金可以创新。

　　企业要做“枣树”

　　只有持续的经济发展，才能有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只有常规化、公司化的创新，才能可持续发展。IBM、GE、日立、佳能这些公司，在1968年到1984年间，每年申报的专利都有几百项。它们的创新不是偶然的行为，而是有很好的计划，经过了长期积累。中国企业家不能太着急，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行为，而是持续的演变过程，关键是要不断积累。

　　最后用我老家的一句话告诫大家：“枣树3年不算死，桃树4年不算活。”希望中国的企业都变成“枣树”。像爱立信，前几年很困难，但现在又活得很好了，就因为它是“枣树”，根扎得很深。只要点进一个籽就能种出桃树，但枣树却是用根铺出来的。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企业像枣树一样，而不是像桃树活几年就死了。本文根据张维迎教授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六届年会上的演讲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