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基辛格好榜样 退休外交官助力中国企业出海

　　本报记者 陈雪频 发自上海北京

　　“在公司的海外拓展中，外交是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但很多中国企业家并没有认识到外交的价值。”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日前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个论坛上说。

　　这位前驻法大使在两年前出任外交学院院长之后，一直在为倡导外交资源经济化奔走 呼告。他认为，过去一年中国企业的海外经营和跨国并购不太成功与对外交资源的利用不充分有关。

　　目前，政府层面的经济外交大多为大型央企和战略产业服务，一般的民营企业很难搭上顺风车。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外交部和商务的一些离任官员成立专业咨询公司，为中国的企业海外经营提供国际公关和商业咨询服务。

　　吴建民就在建立这样一种“生意”：组织一些退休的外交官成立公司。一方面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分析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提供咨询；另一方面，利用外交优势，帮助这些企业在海外“找人”——包括当地的官员和其他要人。

　　一个数据显示，中国的退休外交官有2600多人。

　　发展前景广阔

　　坐落在外交学院的弘策国际咨询公司隶属于外交学院董事会。虽然这家公司已经成立了9年,但以前都是从事国际会展方面的业务。去年年中，冯炜来到这家公司任总经理后，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才转向国际公关、商务咨询和投资咨询方面。

　　冯炜在外交部工作了16年，曾是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处长。2003年，吴建民出任外交学院的院长之后，大力推动“外交资源经济化”的策略，冯炜这位吴建民昔日的“老部下”也因此被招至麾下。

　　冯炜说，作为政府的派出部门，驻外使领馆所服务的对象确实有限，精力也有限，所以服务的广度和深度，自然要受到限制。“他们更多的是执行政府职能，比如企业在当地出现纠纷，或是在签证手续上出现问题等。但是企业本身的商业经营他们是不可能顾及的。”

　　“除了少数国有企业外，外交资源从来就没有向商界正式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吴院长提出了将‘经济外交’深化到企业的构想，弘策公司正是这种构想的实践。”冯炜说。外交学院是隶属于外交部的唯一一所直属院校，因此弘策公司具有非常丰富的外交资源。

　　“在外交场合一个人的资信很重要，如果推荐的人很有信用，那么这件事情就差不多成功了一半。”吴建民说，“我们一些省市的领导到外国大公司去访问，对方一个国际部经理就‘打发’了。如果是通过外交关系来找到这些公司，这些人在国外的境遇就会大不相同。”

　　去年年中，远大空调找到了弘策公司，希望为他们开拓法国市场建立起一个合适的沟通渠道。因为远大卖的是燃气空调，因此弘策公司利用自己的外交资源，找到了法国负责燃气的政府官员，很快便实现了双方关系的对接，远大在法国的业务很快展开了。

　　“民营企业是我们业务的一个主体。”冯炜分析说，“他们在跨国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去哪里’和‘找谁’的问题，这两部分分别对应着战略咨询和国际公关层面。政府的公共资源又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像弘策国际这样的公司，就成了一道与国外沟通的桥梁。”

　　除了弘策国际之外，坐落于

商务部研究院院内的朝谷国际贸易风险管理顾问公司从事的也是类似的业务。公司总裁谷广朝曾是原外经贸部驻

意大利米兰的商务副理事。驻外期间，他发现国内很多企业因为不熟悉当地规则，缺乏与当地政府的沟通渠道而苦恼，于是辞职创办了朝谷公司。公司聘请了很多原外经贸部的退休以及离职官员，试图发挥经贸口驻外官员的优势，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渠道服务。

　　效法欧美模式

　　在国外，政府官员离职后出任公司高层进行国际公关的例子屡见不鲜。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卸任之后成立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专门为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在海外拓展做商务咨询和国际公关。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卸任之后也到了这个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

　　基辛格在卸任之后还经常造访中国，同中国领导人谈他对发展中美关系的看法，每次来访的代表团中都有一些大公司的全球总裁。冯炜说：“这些大公司的老总要见中国领导人很困难，但是跟着基辛格过来就顺理成章了。通过和中国的高层建立这种面对面的关系之后，在中国开展业务也顺畅多了。”

　　冯炜毫不讳言弘策公司也是在效法这种欧美模式。他认为这种国际公关的模式“合情、合理、合法”，“比如说一些程序如果从下往上走，即便成功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如果是由上往下的话，运行效率就会高得多。”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离职半个月之后即出任德俄石油管道公司董事局主席一职；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离职之后成立了鲍威尔咨询公司；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离职后出任美国威凯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利用她在和中国入世谈判中积累的丰富人脉为大公司做咨询业务。

　　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和巴尔舍夫斯基相对应的是，中国入世首席代表、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虽然参与构建博鳌亚洲论坛，但他的主要实践还集中在这种半官方的论坛和活动中。中国目前2600名退休的外交官中，没有一个人成立类似于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这样的国际咨询公司。

　　究其原因，冯炜认为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旋转门机制”，因此政界和商界的身份转换很正常。在欧美国家对于政府官员离职后经商都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对于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而在中国这种制度和法规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官员经商还面临很多阻碍。

　　吴建民认为，外交资源经济化的关键在于从机制上加以完善，使得外交资源的利用“透明、公开、顺畅而妥善”。他说：“弘策公司采取公司制运营的目的也在于此，让企业能找到合适的人，外交官在和民营企业打交道时也没有后顾之忧。”

　　改变观念和体制

　　吴建民所说的“后顾之忧”指的是，外交部门要求其工作人员一定要保持政治上的纯洁性，很多退休的外交官担心和企业打交道太多会有“泄密”和“受贿”的嫌疑，“好像不是正道”。在实际工作中，冯炜也经常遇到一些退休的外交官对他说“外交资源是国家的，怎么能够随便和企业挂钩呢”？

　　外交部的领导对于弘策公司的业务也表现出谨慎的支持，冯炜告诉记者：“我们经常听到部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指示是‘是个好业务，好好干，千万不要出问题’。”

　　改变这种观念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更大的困难还是操作层面。由于很多退休的外交官过去一直是搞政治外交工作，跟企业打交道的经验几乎是零，他们很难准确地了解企业的需求和运作模式。冯炜告诉记者：“虽然我们号称有1500名退休的外交官资源，但真正能为我所用的不到两成。”

　　改变企业家的观念问题也是让冯炜颇感头痛的一件事情。冯炜经常听到一些企业家在听完他们的咨询意见后说：“不就是聊天吗？哥们哪天我请你吃顿饭吧。”吴建民也认为这是阻碍这种业务发展的一个因素，“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关系不值钱，对咨询公司的价值认识不够，这种观念需要改正。”

　　除此之外，“政府公关”这个词对于中国企业来讲一直比较暧昧。“政府公关不就是向政府官员们行贿吗？”一位民营企业家甚至这样问。冯炜指出，这种看法完全是一种误解，特别是像弘策这种主要做外国政府公关业务的，“用通俗的话讲，政府公关就是找最合适的人去办事。”

　　冯炜坦言这种民间国际公关模式在中国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虽然有国际公关、商务咨询和投资咨询这三大业务，但目前的业务重点还在国际公关这一块，后两个业务都还处在起步阶段。”

　　“随着我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外交理念的深化和观念的逐步转变，政策障碍将会逐步克服，尽管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冯炜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这样的公司如果发展起来，一个远远不够。”吴建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