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反思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袁岳：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反思，特别普通人反思的成效是有参照的。虽然李先生给我们讲的时间有限，但是他给我们提出一个参照。儒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东西。下面我也想试图超越生意人的角度，很重要的是根底哲学与企用哲学的东西。我们平常会买东西，找对象，选择很多很多对象，包括看什么书，听什么讲座，你都会进 行很多选择，这些选择是随机的，还是有原则的。在文革以前中国人都是有根底的，之后进行了根底的摧毁，跟儒学有关的。

　　进入现代化，社会变得非常开放、开明，使得很多东西可以向前推进，当然时间长了以后会产生负面的作用。一旦有根底，就有终结标准，有的事情能干，有的事情不能干。当没有根底的时候，做事情就方便多了，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很多不良的现象，包括中国消费者对品牌很低的忠诚度都跟我们的无根底很有关联。

　　如果按照传统的儒学，不按照李先生四期儒学来说，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今年大部分公用之学都是西学，这时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不需要根底？做生意很成功，只要成功就行，管它跟根底是否有关，不需要管根底，还是一定要找一个东方儒学理念的根底与之相关。所以我们平常做事要不要问问根底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多少人是有点根底的？这些根底能体现在你做生意的理念吗？如果你相信儒学，儒学跟其他东西能够兼容吗？或者儒学作为一个根底，与其他信念的根底能兼容吗？或者兼容不兼容没关系，这个一套，那个一套，这个没有关系吗？

　　这两个问题一个从实用角度提出，一个从根底提出。我听完李先生的讲话之后有两个感受。李先生讲的四期儒学跟三期儒学有区别，他不是讲理论，而是方法论。如果按照李先生的说法，我觉得他跟西学的根底比较近，至少某些西学根底比较近。另外一方面他也能够更激进，在经验的基础上，你具备创造或者你建造根底的能力，这是桥梁之学。

　　第二个李先生提出转换性创造，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便利的路径。今天大家谈那么多自主创新，其实我们从最近30年中全世界创新来看，最成功的追赶模式都不是美国式的，而是日韩式的。日韩模式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适应性创新，我先学你的，先模仿你的，由于我在模仿的时候，我有足够大的平台、足够大的市场去操作、去改进，所以30年后跟我学的就很不一样，他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不断再创造。至少我们看今天日本的创造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一种方法论。从这种角度来说，李先生讲的儒学四期非常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也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中国的青少年应该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勇敢推进人类文化。他们中要产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学技术文化最高峰的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罗尔斯、德里达、海耶克；这类推动世界学术文化的巨人就是当代的孔孟老庄。目前愈演愈烈的读经运动对不对，要在这个标竿下去衡量。在我看来，要中小学生读经是作茧自缚的逆流。死记硬背、培养“乖孩子”，扼杀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谓读经运动在最好情况下，也许能培养一批循规蹈矩的小老头，这与他们肩负的现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To Ne Gawa Susumu)获奖后在日本的谈话引人深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国外工作时取得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东方文化不适应科学发展。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这与讲究尊卑上下的东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前现代的蒙学教材，灌输的正是讲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要是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往我们头上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就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经过慎重研究后适当调整就行了。事关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的事，他们目前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任何莽撞和哗众取宠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中西文化论争已经进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以最宽广的胸怀，进行文化清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历时之久，代价之巨，罕有其匹。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汉唐时代的文化，我们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静地分析。是则是，非则非，毫不宽假。这样做有利于彻底消解狭隘民族主义，有利于中国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颠峰。

　　轴心时代几个伟大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它的贡献，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国古代文化跟古希腊、古罗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后于人家。古代中国缺什么？缺科学，缺政治学，缺逻辑学，缺法治。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原发地不是偶然的。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说得好：“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libertes)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特别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自由与稳定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率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来是少数人的公民权或自由，终于发展为全民的自由。而传统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从中央到乡村一以贯之，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政府固然是专制，乡村的乡规、民约、族规也逃不脱宗法专制。

　　前一段时间，当杨振宁教授提出《易经》不利于现代科学发展，很多人出来反对，但是从学术角度看，他讲的完全是大实话。这不是他首先发现的。400年前，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到北京这条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杂记》，里面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不讲逻辑。很多人攻击这个论点说，谁讲话不讲逻辑。有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讲话当然有逻辑，但是中国没有逻辑学。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们没有文法学，我们使用文字的时候知道这样写，但没有语法理论。这完全是事实。到明清以后，我们科举考试都是考四书五经，但是西方中世纪的年轻人学什么？他学七门课程：1.文法学。2.修辞学，包括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4年。然后学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等专门课程。利玛窦那时候还发现，中国不奖励、不鼓励研究科学，这是受制度方面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学四书五经前途无量，可以作为上升的阶梯。但是如果研究科学技术，没有多大用。而且要是私人学天文、研究天文，那是犯法的。所以古代中国学术根本发展不起来。

　　汉唐时代跟罗马时代比一比怎么样？明显有一条，它有法治，我们没有。中华法系是一个根本弱点，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为一个统治工具，是保障统治者权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统治者跟民众之间的契约。所以当西方，英国1215年有《大宪章》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他们慢慢培植出法治的传统，我们这套传统是没有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恩格斯就说过，一个伟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再看19世纪、20世纪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愿意打开国门。利玛窦到中国以后，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争论。他带进很多新东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为罗马教庭让中国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规，不许拜祖先，不许尊孔。康熙皇帝下令除了朝廷里为皇上服务的传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国。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礼仪之争”，中国跟外国文化上的连接基本断了。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再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

　　为什么我们有七次郑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业还那么不发达？哥伦布探险比郑和晚几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郑和的航海事业却中断了，原因在于郑和是宣扬国威，为此耗资巨大，难以为继。哥伦布是海盗式的，他要寻找金钱，寻找宝物，逐利的行动带来成功。

　　19世纪的具体历史不用讲，中国那时跟外国打了5次大仗，每次都打败了。甲午战争打败后，1895年有两个人出来讲了两段话，那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总结。一个是顺天府尹胡燏棻给皇帝的奏章，他说：“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 这是一个主张。第二个，严复。严复是19世纪70年代

留学英国的学生，他有20多年不说话，作为北洋海军学堂的监督(校长)，没有对朝野各项大问题公开发表过什么意见。但是中日战争以后，他不能不说话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强盛，而中国那么衰弱、穷困?“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恰恰证明严复这段话是非常英明的。

　　20世纪我们同样走得很坎坷。开头有一个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时候民族工矿业，每年以15%的速度增加；财政收入从19世纪末七八千万两到辛亥革命前达到三亿两。后来不但是辛亥革命，还有国民革命。每一次革命下来，中国的面貌当然有些变化，但是没有根本上的变化。中国的巨大变化靠什么呢？这里面要讲到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想他推动197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是很伟大的历史功勋。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提出不要计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都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总结。

　　到这个时候，我们假如不记住这样一些历史经验，我们就是太对不起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了。

　　秉承邓小平的思想，我国政府毅然参加WTO。进入WTO的意味着什么？要按照现代人类文明规则来改造中国的计划经济，主要是经济制度要跟国际接轨，特别是政府的行为要规范。因为WTO规则主要规范政府行为的，不但要市场经济，而且要法治。这是一个。第二个，1997年、1998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政治权利公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须，体现我们应该达到的道德标准、文明的标准。

　　自从有这样一个选择以后，历时四百年的东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有结论了，你不必再费精力去争论了；还是努力为制度层面跟国际接轨做点实事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谈儒家、儒学。

　　第三，用什么方式回馈社会？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商人发展好自己的企业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假如你有余力，去做文化事业，社会福利事业，那当然很好。究竟怎样做文化事业？很重要一条，就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去助长那些不应助长的东西。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商人假如想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贡献的话，最重要一条就是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成立基金会，办

哈佛大学那样的大学，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第四，提倡东西融合的道德。

　　首先，我们现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时候都有很腐败的东西，我们现在道德水准比起文革来讲大大提高，首先要肯定这条。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建设道德呢？我认为，对中国最适合的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最好的。现代道德的出发点是珍惜生命，热爱自由，维护尊严。人们期望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上能发挥重要作用。儒学和儒者能否不负众望，关键是不要沉迷于复古，而要勇敢地承认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价值。以此为基础，经过时代洗礼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必然会大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