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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反思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2月11日 15:29 经济观察报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袁岳: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反思,特别普通人反思的成效是有参照的。虽然李先生给我们讲的时间有限,但是他给我们提出一个参照。儒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东西。下面我也想试图超越生意人的角度,很重要的是根底哲学与企用哲学的东西。我们平常会买东西,找对象,选择很多很多对象,包括看什么书,听什么讲座,你都会进
行很多选择,这些选择是随机的,还是有原则的。在文革以前中国人都是有根底的,之后进行了根底的摧毁,跟儒学有关的。

  进入现代化,社会变得非常开放、开明,使得很多东西可以向前推进,当然时间长了以后会产生负面的作用。一旦有根底,就有终结标准,有的事情能干,有的事情不能干。当没有根底的时候,做事情就方便多了,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很多不良的现象,包括中国消费者对品牌很低的忠诚度都跟我们的无根底很有关联。

  如果按照传统的儒学,不按照李先生四期儒学来说,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今年大部分公用之学都是西学,这时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不需要根底?做生意很成功,只要成功就行,管它跟根底是否有关,不需要管根底,还是一定要找一个东方儒学理念的根底与之相关。所以我们平常做事要不要问问根底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多少人是有点根底的?这些根底能体现在你做生意的理念吗?如果你相信儒学,儒学跟其他东西能够兼容吗?或者儒学作为一个根底,与其他信念的根底能兼容吗?或者兼容不兼容没关系,这个一套,那个一套,这个没有关系吗?

  这两个问题一个从实用角度提出,一个从根底提出。我听完李先生的讲话之后有两个感受。李先生讲的四期儒学跟三期儒学有区别,他不是讲理论,而是方法论。如果按照李先生的说法,我觉得他跟西学的根底比较近,至少某些西学根底比较近。另外一方面他也能够更激进,在经验的基础上,你具备创造或者你建造根底的能力,这是桥梁之学。

  第二个李先生提出转换性创造,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便利的路径。今天大家谈那么多自主创新,其实我们从最近30年中全世界创新来看,最成功的追赶模式都不是美国式的,而是日韩式的。日韩模式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适应性创新,我先学你的,先模仿你的,由于我在模仿的时候,我有足够大的平台、足够大的市场去操作、去改进,所以30年后跟我学的就很不一样,他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不断再创造。至少我们看今天日本的创造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一种方法论。从这种角度来说,李先生讲的儒学四期非常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也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中国的青少年应该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勇敢推进人类文化。他们中要产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学技术文化最高峰的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罗尔斯、德里达、海耶克;这类推动世界学术文化的巨人就是当代的孔孟老庄。目前愈演愈烈的读经运动对不对,要在这个标竿下去衡量。在我看来,要中小学生读经是作茧自缚的逆流。死记硬背、培养“乖孩子”,扼杀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谓读经运动在最好情况下,也许能培养一批循规蹈矩的小老头,这与他们肩负的现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To Ne Gawa Susumu)获奖后在日本的谈话引人深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国外工作时取得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东方文化不适应科学发展。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这与讲究尊卑上下的东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前现代的蒙学教材,灌输的正是讲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要是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往我们头上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就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经过慎重研究后适当调整就行了。事关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的事,他们目前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任何莽撞和哗众取宠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中西文化论争已经进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以最宽广的胸怀,进行文化清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历时之久,代价之巨,罕有其匹。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汉唐时代的文化,我们都要以反思的精神冷静地分析。是则是,非则非,毫不宽假。这样做有利于彻底消解狭隘民族主义,有利于中国人重新走上世界文化的颠峰。

  轴心时代几个伟大的文明,每个文明都有它的贡献,中华文明也不例外。但是,你把中国古代文化跟古希腊、古罗马比一比,有好多方面都落后于人家。古代中国缺什么?缺科学,缺政治学,缺逻辑学,缺法治。西欧成为现代化的原发地不是偶然的。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说得好:“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libertes)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特别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franchises)或特权。”“自由与稳定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率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来是少数人的公民权或自由,终于发展为全民的自由。而传统中国的宗法专制统治从中央到乡村一以贯之,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政府固然是专制,乡村的乡规、民约、族规也逃不脱宗法专制。

  前一段时间,当杨振宁教授提出《易经》不利于现代科学发展,很多人出来反对,但是从学术角度看,他讲的完全是大实话。这不是他首先发现的。400年前,1601年利玛窦到了北京。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到北京这条路他走了22年。到1610年逝世,在那里度过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留下一部很重要的著作:《中国杂记》,里面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不讲逻辑。很多人攻击这个论点说,谁讲话不讲逻辑。有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讲话当然有逻辑,但是中国没有逻辑学。我们的文字非常美,但是我们没有文法学,我们使用文字的时候知道这样写,但没有语法理论。这完全是事实。到明清以后,我们科举考试都是考四书五经,但是西方中世纪的年轻人学什么?他学七门课程:1.文法学。2.修辞学,包括法律基础知识。3.逻辑,不但要学基本知识,还要经过至少一年的辩论训练。4.音乐。5.算术。6.几何。7.天文。这七门课通常要学4年。然后学哲学、医学、法学和神学等专门课程。利玛窦那时候还发现,中国不奖励、不鼓励研究科学,这是受制度方面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学四书五经前途无量,可以作为上升的阶梯。但是如果研究科学技术,没有多大用。而且要是私人学天文、研究天文,那是犯法的。所以古代中国学术根本发展不起来。

  汉唐时代跟罗马时代比一比怎么样?明显有一条,它有法治,我们没有。中华法系是一个根本弱点,就是民事刑事不分;而且律例是作为一个统治工具,是保障统治者权力的文件,而不是政府、统治者跟民众之间的契约。所以当西方,英国1215年有《大宪章》的时候,我们根本还不知道法治是怎么回事,他们慢慢培植出法治的传统,我们这套传统是没有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恩格斯就说过,一个伟大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再看19世纪、20世纪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愿意打开国门。利玛窦到中国以后,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争论。他带进很多新东西,但是到康熙年代,因为罗马教庭让中国教徒完全遵守天主教规,不许拜祖先,不许尊孔。康熙皇帝下令除了朝廷里为皇上服务的传教士以外,其他全部遣送回国。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礼仪之争”,中国跟外国文化上的连接基本断了。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再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

  为什么我们有七次郑和下西洋,但是海洋事业还那么不发达?哥伦布探险比郑和晚几十年,但是他成功了,郑和的航海事业却中断了,原因在于郑和是宣扬国威,为此耗资巨大,难以为继。哥伦布是海盗式的,他要寻找金钱,寻找宝物,逐利的行动带来成功。

  19世纪的具体历史不用讲,中国那时跟外国打了5次大仗,每次都打败了。甲午战争打败后,1895年有两个人出来讲了两段话,那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总结。一个是顺天府尹胡燏棻给皇帝的奏章,他说:“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 这是一个主张。第二个,严复。严复是19世纪70年代

留学英国的学生,他有20多年不说话,作为北洋海军学堂的监督(校长),没有对朝野各项大问题公开发表过什么意见。但是中日战争以后,他不能不说话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那么强盛,而中国那么衰弱、穷困?“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在“自由不自由” 。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恰恰证明严复这段话是非常英明的。

  20世纪我们同样走得很坎坷。开头有一个好的,就是清末新政。那时候民族工矿业,每年以15%的速度增加;财政收入从19世纪末七八千万两到辛亥革命前达到三亿两。后来不但是辛亥革命,还有国民革命。每一次革命下来,中国的面貌当然有些变化,但是没有根本上的变化。中国的巨大变化靠什么呢?这里面要讲到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想他推动197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是很伟大的历史功勋。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提出不要计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都拿来为我们所用,这是最好的总结。

  到这个时候,我们假如不记住这样一些历史经验,我们就是太对不起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了。

  秉承邓小平的思想,我国政府毅然参加WTO。进入WTO的意味着什么?要按照现代人类文明规则来改造中国的计划经济,主要是经济制度要跟国际接轨,特别是政府的行为要规范。因为WTO规则主要规范政府行为的,不但要市场经济,而且要法治。这是一个。第二个,1997年、1998年中国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上签字,一个是社会权利公约,一个是政治权利公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须,体现我们应该达到的道德标准、文明的标准。

  自从有这样一个选择以后,历时四百年的东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有结论了,你不必再费精力去争论了;还是努力为制度层面跟国际接轨做点实事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谈儒家、儒学。

  第三,用什么方式回馈社会?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商人发展好自己的企业就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假如你有余力,去做文化事业,社会福利事业,那当然很好。究竟怎样做文化事业?很重要一条,就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去助长那些不应助长的东西。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商人假如想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做出贡献的话,最重要一条就是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成立基金会,办
哈佛大学
那样的大学,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第四,提倡东西融合的道德。

  首先,我们现在道德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任何时候都有很腐败的东西,我们现在道德水准比起文革来讲大大提高,首先要肯定这条。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建设道德呢?我认为,对中国最适合的就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最好的。现代道德的出发点是珍惜生命,热爱自由,维护尊严。人们期望中国传统文化在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上能发挥重要作用。儒学和儒者能否不负众望,关键是不要沉迷于复古,而要勇敢地承认个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不容侵犯的普世价值。以此为基础,经过时代洗礼的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必然会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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