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领了多少个奖

　　正如无人知晓世上究竟有多少头驴一样，也没有人能统计出中国如今究竟有多少个“奖”。仔细考察一下身陷各种评比活动之中的企业，会发现许多十分有趣的事情

　　文/本刊记者 王信川

　　“评奖经济”

　　转眼已至深秋，各种年度评选活动争先恐后地启动，浙江义乌市廿三里镇一家制袜公司的老板王全胜近来收到“评奖信”也越来越多，有的来自袜业、纺织、服装、制造、进出口等各级别的行业协会，有的来自一些“研究中心”、“调查中心”、“组委会”，涉及到企业管理、营销、品牌形象、人力资源以及自主创新等许多方面，“几乎可以将公司进行肢解了”。

　　王全胜的企业创办于2002年10月，注册资金为100万元，如今员工只有40多人，年销售额为2000多万元，纯利润在100万元左右。“我对自己的企业心里有数”，王全胜说，他的企业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名气，以至于“慕名”而来的电话和信函络绎不绝。

　　事实上，在王全胜的办公室墙上，已有6个奖状捷足先登，在他的窗台上还摆放着5个制作精美的奖章。这些都是王全胜在过去三年中的“成绩”，来自于

义乌当地、省城杭州以及北京的某些机构，而王全胜也为此付出了近30万元的代价。

　　除此之外，王全胜还频频出入多种会场，当然以他现在的境况，只有买“门票”、坐台下的份儿。参会的人太多，想要同“会议嘉宾”换一张名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要说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大领导”们合影了。

　　在公司创办后的头一年半时间里，王全胜对于做“参会代表”还颇感新奇，那时只要能与他的企业沾边的会议及评比活动，通常无需费多少口舌，王全胜便爽快地答应，“会务费”、“宣传费”、“赞助费”等也会快速地划出。

　　2004年6月，王全胜在杭州曾“创纪录”地两天赶了三场会议。但令他失望的是，其中两场“高峰会”虽然主办方不同，但主讲嘉宾却几乎是一套人马，演讲的内容也大同小异。这一次“上当”的经历让他对会议和评奖活动产生了怀疑，此后，王全胜的这一类“外事活动”开始大幅度减少。

　　据王全胜粗略估算，三年来他参加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和评奖活动应该不下150次，共约付出了80万元的代价。“每年参加会议和评比活动的开支，估计占到公司总开支的20%左右。”王全胜说，只要你有这个承受能力，天天都可以坐在会场里。

　　令王全胜印象最深的一次会议，是某经济研究会于2003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次“高峰会”，不仅因为8800元的门票是他买过的最贵的一张，而且还是他第一次坐在这一神圣而威严的建筑里像“

新闻联播”中的大人物们一样开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身为五名“黄金参会代表”之一，他还被主办方安排与一位部长合影，如今这一张放大为20英寸的照片挂在王全胜公司的会客室里。

　　王全胜在2004年底领到的一个“企业形象大奖”算起来比较“经济”，当时是北京某经济研究中心邮寄来一个推荐表(实际上是自荐表)，王全胜的助手填写后当天就传真过去，对方打电话来说，只需交纳2000元“评审费”，就立即将牌匾寄出。王全胜说，这省去了一趟几千元的差旅费。

　　自今年9月底以来，王全胜已陆续收到各种邀请参加评比或排名的信件达19封，对于王全胜而言，每一封信都是一件难度不小的抉择——参加吧，这一类活动多如牛毛，很难分清主办方的背景和真实动机；不参加吧，那些花钱买奖章的企业又以此大肆鼓吹，会让消费者真假难辨，进而影响市场份额，“如果从获奖名单中消失，客户们也会认为你出了什么问题，进而改换门庭。”“这就是说，业外人士的看法是‘拿奖便有影响’，业内人士的看法则是‘要有影响便要拿奖’。”

　　王全胜说，如果碰到“来头”大的主办方，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否则今后会受到排挤甚至给穿小鞋，“如果得罪了行业内的头头脑脑，其下场就无异于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谁发布排行榜？

　　在王全胜看来，这些排名、颁奖等活动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双向选择过程，从炒热话题、炒热人物、炒热产品、炒热社会注意力、提升企业影响力等方面来看，似乎具有一定的效果，“评奖单位和获奖者双方都取得新闻话题性、提高自身权威性，同时在市场上也可能提高身价、扩大市场份额，从而促进企业的快速成长。”

　　一位社会学家认为，如今时兴的各种年度评比、评选活动本身是价值模式多样化的体现，尽管现在这些评比、评选相对于过去来说，其权威性有所降低，但丰富的评比、评选活动和过去那种单一的，树立统一榜样的评比、评选模式相比，应该算是一种不小的进步，“因此，从某种意义来看，当评比、评选活动得到社会响应时，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

　　但事实上在人们的观念中，尤其许多企业经营者，仍习惯于计划经济时代“一个文件”、“一个号召”、“一种荣誉”的评比方式，依然认为政府奖是企业的最高荣誉，因此带有行政色彩的各种中介组织便拥有了广阔的市场。

　　一位统计专家说，所谓排行榜，通常是在全国范围内对同行业进行横向比较，因此发布这类大型的排行信息，需要以前期科学的调查研究为基础，也需要人力、财力和技术力量的支持，“我国现在的一些排行榜，只是商业运作的一种模式而已，组织者考虑的并非排行榜的公正性和科学性，而是经济利益的多少。”

　　“如今许多评比活动将金钱同评比名次直接挂钩，它们假评比之命，行收钱之实，所发布的一些数据非但没有多大的参考价值，还会影响市场竞争的秩序，”这位专家说，许多评比活动的组织者往往采取企业自行填报、网上收集、陈旧资料堆积等办法，并未经过严格的调查与统计，因此排出来的结果自然争议颇多。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前不久广东某知名家电企业与北京某商业调查中心之间的纠纷，该企业在交纳3.5万元“赞助费”之后入选了“行业十大零售企业”之列，但仅排在第五位。但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该企业是当之无愧的行业第一，并且该企业年产量达300多万台，产销量肯定远超只有一条生产线、产量为50万台的“第一名”。

　　受到质疑后，那家商业调查中心终于承认他们是“人手不够，随机抽查，数据收集不合理，统计计算方式可能落后”，“至于排名，如果不准确，可以改过来，只要赞助20万元，什么都可以办”。

　　国家统计局工交司司长任才方在《二零零五中国大型工业企业》一书首发式上接受《经济》采访时也表示，许多行业协会、社团组织都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和条件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统计，其排行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都值得深究。

　　于2003年10月底被国家民政部注销的中国保健食品协会，曾发生过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2003年7月，它公布了由它评选的“中国保健食品行业百强企业”排行榜，但到最后颁奖时，“百强企业”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响应。

　　任才方说，尽管许多排名和评比活动均声称“获得国家统计局授权”、“与国家统计局合作”等，但并非如此，国家统计局利用庞大的统计队伍和先进的网络体系采集到的企业和行业的数据，是采取公开对外发布的形式，社会各界均可以免费利用。

　　正如10月21日发布的“2004年度2154家大型工业企业”一样，国家统计局并未事先设定名额，也无需这些企业交纳任何费用，只要符合“主营业务收入在3亿元及以上、资产总额在4亿元及以上、从业人数在2000任及以上”这一标准，均进入“大型工业企业”之列，也正因为如此，比2003年度增加了206家。

　　“当然，这也存在着排名第一、第二的问题，”任才方说，这是统计数据出来后自然排序的结果，不可能出现“谁出钱谁就排第一”的情况。

　　长期以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各部门多次下文，对“乱排序、乱评比行为”加以整顿，甚至规定社团法人不允许搞全国性评比，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上述文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有学者认为，排行榜要去莠存良，真正发挥作用，首先需对排行榜的组织者进行严格的准入规定，组织排行者必须具备相应人力、物力等资质条件，且排行榜不能与经济利益挂钩；其次，排名过程必须得到全国绝大多数相关对象的广泛参与，不能暗箱操作。

　　再次，在及时公示时，不仅要公布排行名次，还需公布排行标准，并给入榜者以及非入榜者提出异议的权利，并确定有关部门对这些异议进行复议。

　　最后，若不公正的排名给某企业造成了损失，还应有明确的赔偿方法，这种施加给排行榜组织者的压力，还可以减少一些组织盲目组织排行的冲动。

　　即便如此，不少人仍然相信，如今盛行的“评奖经济”还会持续不衰，因为“有需求就有供给”，通过评奖，可以“救济”主办单位，可以炒作获奖单位，还可以使获奖者的名片上多一行小字：“最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