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的中国情节

　　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基本流于形式,这也是公司治理的中国情节的主要体现

　　文/钟武

　　公司治理”完全是个外来词,英文写作Corporate Governance,其意为现代公司制的基本产权结构下对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体系,是控制、管理公司的一种机制。即使在西方,公 司治理的历史也不长,受到普遍关注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来到中国就更短了,直到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目标的最终确立才开始重视公司治理问题。2002年公司治理再次引发人们广泛、深度地探讨,因为美国公司向以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著称,然而这一年安然、世通等大牌公司却相继崩于公司丑闻。善于以制度说话的美国人立刻出台《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算是给美国的公司治理漏洞做了了结。

　　回到中国。实际上早有热心人,积极建议引进公司治理机制用来梳理、重塑中国上市公司。仿佛公司治理似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对于沉疴已久的中国上市公司有特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最后的可用药方。然而,中国上市公司之特色国情的病症能否和现代公司治理的理念所医治,我们还需要再探讨。

　　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架构源于明确的产权关系观念。它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司发挥最好的效果,是因为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与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宪政)相适配,而且与一整套市场伦理相适配,经济-法律-文化之间取得了最大的平衡。如果单纯地将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直接嫁接到中国公司,只限于公司治理微观层面的讨论,而忽略中国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公司治理必然会产生诸多的水土不服症状。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现状实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曾经对于中国公司治理现状实话实说:中国上市公司历经十余年的发展,虽然按照《公司法》基本设立了公司治理的机构,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也大多数达到三分之一的要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也在不断改进,公司治理在不断进步,但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差异较大,公司治理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

　　号称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公司治理指数“南开治理指数”的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维安博士,在解读其中国公司治理指数时也表示,该指数体现出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着四大问题:一是控股股东滥用“关联交易”,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二是董事会的战略决策功能弱化;三是经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不理想;四是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有待改进。这些说法的确道出了中国公司治理的现状实情。

　　事实上,无论理论学者、对策研究者、政府相关监管还是决策层,对当前中国公司治理实践评价基本忽略了一个主要事实: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基本流于形式,这也是公司治理的中国情节的主要体现。

　　首先,中国特有的股权结构和上市公司(在这里如果我们最主要指上市公司)以前背景是公司治理“形式化”的根源。由于“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最大股东占据董事会大多数席位,其代表任董事长,公司总裁往往也是来自大股东方面。企业在上市前后的差异就是多了一些股东,多了三个会,尽管有独立董事,但最了解情况的和主要决策人还是和以前相差无几,因此董事会很容易流于形式。

　　其次,现阶段的中国,大多数人对公司治理的认识还比较初级。认为公司治理仅仅是投资人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手段,为了满足公司上市的要求而建立,很少有人认识到优良的公司治理能促进企业竞争力和公司业绩。因此,公司治理“形式化”在有的企业被默认为可接受现象。一方面,企业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另一方面,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等,对具有优良公司治理的企业没有给予足够的鼓励。而当今,公司治理的意义已超越了股东对个别公司业绩的关注。当企业成为支撑经济的顶梁柱,越来越依靠机构来管理个人的存款及保障退休收入时,有效的公司治理已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

　　公司治理与公司竞争力和业绩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其基本逻辑关系为:有效的公司治理可以保障企业决策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增加决策的正确性,有效防范不应承担的风险;同时,优良的公司治理可以吸引投资者,增强投资者、债权人甚至供应商的信心,从而降低融资成本,获得企业发展需要的资金,可以领先于竞争对手或开拓市场,或改进运营,或提升研发,增强企业竞争力。

　　再次,缺少有效执行公司治理的机制,或由于经验不足,公司治理的整体效果明显受到抑制。虽然上市公司都建立了公司治理的机构,但缺少保障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有效的各行其责的支持性操作体系。比如,虽然《公司法》对需要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的事项有基本的规定,但如果公司没有按规定程序进行决策,而是事后形式上再走一遍,其决策效果可想而知。再比如,董事需要了解有关公司运营的信息,以便对重整

供应链的提议发表意见,但是公司没有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具备为董事提供运营信息的职责。缺少这些支持公司治理的机制,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就会大受影响。另一种情况是经验不足影响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比如,如何让独立董事用最少的时间熟悉公司的情况,哪些信息是对他们有用的,信息应详细到怎样程度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因素都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性。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理念？

　　在21世纪,越来越多的行业竞争是全球性的,企业需要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或销售,因此优良的公司治理也是中国企业超越国界管理跨国公司的基础。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理念？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又是需要学术界、监管机构和企业界共同参与讨论的问题。对于它的充分理解和共识是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公司治理机制的前提。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我以为至少下面几个理念需要考虑。

　　创造并持续增加公司价值。公司治理必须要创造价值,要帮助公司的长期成长,否则就是一个书生论道的艺术课题。公司治理要求的财务透明度、利益群体的制约关系、管理层的激励方式等等指标直接与公司价值相联系。如果能够帮助提高价值,这些指标就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应当调整把握尺度和操作分寸。归根结底,公司价值的提升是公司治理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前提,我们不能反客为主地将公司治理置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初步发展的国家。

　　理解企业历史背景并致力提升。当下公司治理的理念,正在帮助纠缠于江湖规则的民营企业,以及仍在挣脱行政干预的国有企业一起转向市场经济的平台。这种在监管机构鼓励下的努力受到企业界广泛的尊重。但居高临下地审判历史出身,用别人已经成熟的标准去苛求尚处于摸索阶段行为的做法只能引起企业界的反感和排斥。因此,可行的公司治理理念应当是基于发展阶段的事实,甚至可以有某些妥协。例如在目前政府强力推进解决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的过程中,公司治理如何能以不变应万变而独善其身,如何能不顾历史沉积的痼疾而单纯追求具有美感的学术指标呢？董事会与管理层勇于作为并担当责任,是良好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公司治理本身并不能取代市场决策,只是提供必要的风险约束条件。公司治理仅仅是许多公司价值要素之一,尽管它非常重要。

　　公司治理与公共治理相协调。公司治理与政府治理或者更广泛的公共治理是紧密联系的。只有明确了企业权利才能真正地承担企业责任,同样,只有明确了政府的责任才能真正地运用政府的权利。计划经济中的政府统治职能全然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的政府管制职能,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政府需要学习管制理念和操作技术,公司需要学习公司治理和与管制博弈的技术。在没有良好的政府治理的环境下,单单要求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现实的。制定公司治理标准必须要与当下的政府治理水平相协调,否则阳春白雪无法生存于业界。同样,公司治理标准也不能无视政府政策的调整,

宏观调控常常是千头万序,企业若总是动辄得咎,这样的标准也不能维持于长远。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D·沃尔芬森在评价中国公司治理时强调,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应该能够在出现系统性问题前发现缺陷所在,并且能够迅速采取纠正措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这样一个体系的重要内容包括市场对成功与失败的严格检验,以及以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为基础并力求建立制衡机制的有效监管体系。因此,建立公司治理指标体系远非纸上谈兵之技艺,需要长期的演化与协调。

　　公司治理标准的全球化整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坦然承认,借鉴国际经验,商讨中国公司治理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企业也正在努力学习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公司治理的经验和教训,尝试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指标和评价体系。应当指出,我们强调本土特点并不是抱残守缺排斥外来经验,也不是因陋就简回避未来进步,而是认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这样一个市场深度和发展速度,这样一批企业家群体,需要制定能表达自己诉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