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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华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政策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其实质是许多农民正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从结构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由
两部分构成：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剩余劳动力。
目前，我国农村尚有1.5亿富余劳动力，每年还新增劳动力600万，在这些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7.8%,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0.52%, 其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从另一角度看，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39%左右。今后20年，我国至少要推动2亿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推动劳动力转移是中心任务之一。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农村的农户经济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状态，经济学家称之为"低水平陷阱"。要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实现高层次的新均衡，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导入新的生产要素，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即市场和科技要素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地位，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如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新经济时代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一个文化素质不高、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很难就业，即使就业，也不太可能再有效地转移到二、三产业。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加快其向非农业和城镇稳定转移的关键，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
政府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就业培训的政策。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积极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也提出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系列政策：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要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就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
劳动力再教育存在的问题
劳动力再教育存在的问题。 就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创设，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的宏观政策层面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再教育和培训工作也取得一定成绩，但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各地不仅要进一步细化政策，而且由于我国的地域差异较大，在众多的政策执行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折扣”。农村转移劳动力再教育和培训工作主要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认识不到位，管理体制混乱。多数政府主管部门还没有树立“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的观念，他们只看到了沉重的人口负担，而没有看到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可能转化而来的潜在人力资本。
第二，管理体制混乱。我国现行的教育培训管理分属不同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突出，政府统筹协调乏力。教育行政部门依托下属各类学校主抓基础知识教育，而再就业职业技术等级的考核、鉴定、发证等工作由政府的劳动就业部门管，并依托其下属的技工学校或者新建各级就业培训中心开展就业培训。除此以外，农、工、建筑、服务业等行业主管部门在各自管辖领域内，也开展自己的培训。为了各自利益着想，各自为政，造成了教育资源浪费，受教育和培训的需求远得不到满足。
第三，不同地区和行业差距大，基础条件和教育培训质量差。有一些成人学校和培训中心条件稍好，但其办学思想、管理工作跟不上，培训目标单一，办学模式封闭，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陈旧，完全脱离城乡产业发展变化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实际学习需求。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包括培训投入，资金使用和财务监督等。一方面，由于部门所有、条块分割、财力分散，用于培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盯着经济利益，借培训之名，行收费之实，加大了劳动力的转移成本，损害了培训的社会声誉。
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应由谁“买单”。 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应该遵循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亦即利益驱动原则。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过程中，受益者有三方：政府、企业和农民个人。
政府的主要利益表现在：促进农民充分就业，缓解社会矛盾及两极分化，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执政为民的具体落实；企业的主要利益表现在：提高农民工的岗位技能水平，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利润；农民个人的主要利益表现在：技能水平提高，就业竞争力提高，就业的机会增多，就业的岗位质量提升，收入就增加。
因此，从经济理论层面，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应由政府，企业和农民个人三方共同“买单”，但国情又是如何呢？
首先，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主要还是“买方市场”，就业岗位供给严重不足，劳动力数量过剩，企业很容易就能在劳务市场中找到。在这种条件下，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劳动力资源还不是第一紧缺资源，他们还没有主动“购买”培训成果的原动力。
其次，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他们购买培训成果的能力较低。2004年，虽然中央采取了大量的惠农政策，农民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广大农民的人均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无固定的收入来源，而农村新生劳动力根本就没有收入来源。因此，培训经费全部由农民个人负担不仅不可能，并且有违于社会的协调发展。
第三，政府如何作为。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在《2004中国经验》系列报道中对记者说，重庆市每年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的补贴是4000万元，补贴培训40万人，人均补贴100元。王市长其实还有一本帐：40万人花去政府培训补贴4000万，每人每年赚回3000块，共计12亿之巨。
因此，在当前条件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三个利益方中，大量企业短期内尚难主动为培训支付成本，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买单”者，其一应是政府，其二是农民自己。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建议
就业培训政府及个人共同“买单”的制度设计。 2004年，中央财政安排了2.5亿元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但并未言明是制度化的安排还是临时性安排。按全国富余1.5亿农村劳动力，每人培训补贴100元计算，全国是150亿；还有每年新增劳动力600多万，又是6个亿，中央的2.5亿仅是杯水车薪。因此，要在制度上保证农民工培训经费，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
首先是要坚持各级财政共同筹措; 实行中央财政、省(市、自治区)财政、市财政、县财政四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经费；其次要从各项涉农支出中列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经费；再次要从各项涉农收入中列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经费。比如：农村土地出让金净收益资金；第四是参照《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的规定：“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
政府和农民个人在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买单”的过程中，要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训的实际效果，还需要由科学的资金使用制度给予保证，应建立五个制度：一是成本分担制度；二是购买培训制度，由政府统一给农村劳动力发放“转移就业培训卡”；三是专款专用制度，“转移就业培训卡”中的经费只能用于转移就业培训不作他用，更不能兑换或变相兑换成现金；四是专人专用制，每个农村劳动力人手一个“转移就业培训卡”，与身份证同时使用，不得转借、转让、转卖他人；五是有期累计制度。农村劳动力手中的“转移就业培训卡”资金可按年消费。
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各级政府除了应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农民工培训专项经费外，要组织力量编写农民工培训教材；鼓励各类培训机构主动与劳务市场和用工单位签订合同，大力发展“订单”培训，对农民工进行定向培训；建议中央尽快建立一批覆盖到乡镇一级的农民工培训基地和及时、方便、准确的劳动力供求市场信息专网，制定并完善外出务工人员的信息反馈制度，减少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
为此，首先政府必须集中精力努力扩大就业岗位，这不但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调一致，取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种种限制，在扩大就业总量的基础上，促进农民工就业；其次，真正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取消对农民的所有歧视；再次，必须尽快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工纳入统一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最后，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这种培训不但应包括就业前的引导性培训，也应包括就业过程中的培训，以不断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其就业、职业转换与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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