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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宝荣
北京报道
纺织行业的“热闹”还没过去，中国的家电制造商又要开始“认真研究”欧盟将于今年8月份开始实施的《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根据此指令，每出口欧盟一台彩电或者一部
手机将被征收大约1—20欧元，一些大型电器还会更高。“中国制造”似乎麻烦不断。
“中国制造”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只不过现在人们无法判断这个词的词性。而对其中“代工”业务的膨胀可能带来的结果，更是众说纷纭。对此，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秘书长徐东生认为，虽然目前尚不能判断中国家电企业能否突破“下游围墙”，然而“通过代工，家电行业得到了同国际经济循环结合的机会”。
《21世纪》：有人曾提出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四个行业是：家电业、纺织业、农业和玩具制造业；不过从近期的一些贸易纠纷来看，即便是这四个行业，也是十分脆弱的。你对眼下的家电业状况作何判断？
徐东生：应该说不同企业有不同的情况。中国家电企业的发展环境最近没有前几年那么好，因为前几年从国内市场来讲，产业结构上下游给予的压力不大，原材料供应比较充裕，价格比较低，没有像现在这样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涨得这样快；从销售行业来讲，大的销售商也没有成长起来，也就是说企业只是和行业内竞争。现在不同了，原材料价格增长很快，流通企业也发展起来了，像国美、苏宁发展得很快，对制造商的压力也很大；从国外讲，外资企业在中国扎根了，他们对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很大。总的来说，产业结构变化调整也很厉害。企业要不生存下去，要不就被整合掉。
家电行业很市场化，经济变化很快，企业不进则退，几年时间一家经营强势的企业很快就变成一个经营弱势的企业。从代工来讲也是，企业必须看得远一点，有些东西也不是短期能满足的，包括技术开发实力、销售能力、渠道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企业不断耕耘。
《21世纪》：在此“代工症结”被提出来，提出者认为中国家电业的脆弱在相当大程度上和“代工”比例高有很大联系。你的看法是？
徐东生：中国企业在技术能力、资金实力、销售渠道与跨国公司存在差距，这种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就会造成交易上的不平等。跨国公司在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实现外包，降低劳动力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这是由资本趋利性所决定的，所以它们才会大力对外投资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国际经济背景给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契机，中国的家电企业就是利用这个国际机会发展起来，通过代工，家电行业得到了同国际经济循环结合的机会，生产规模、制造技术都得到了快速提升，我想可能没有代工阶段就没有更快地发展的契机。广东、江浙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应该说代工形式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但代工形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全是“利好”，一是经济的决定权不掌握中国企业手里，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中只占有微薄的一小部分。二是许多不好的东西也转移过来了，发达国家转移的是多低附加值，高消耗的产业，消耗了中国大量的资源，对环境常常是负效应。
《21世纪》：代工是否成为中国家电企业难以突破的围墙？
徐东生：确实是很难。企业现在想做自己的品牌，很难、很难。举个例子：在国内做家电品牌，如果要提升销量，就要进连锁店，比如一个店需要10万的入场费，如果进200个店，至少2000万。所以对小企业来说，市场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不是企业想做就能做的。
家电行业是需要大资本运作的，企业没有整合能力的话就没有能力去经营市场。企业要看清别人的优势，和自己的实力，如果企业最终要出售，也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如果说通过资本运作能带来增值，那是件好事。
《21世纪》：你所接触到的中国家电企业是如何看待“代工”问题？你认为这其中是否潜在着风险？
徐东生：好多企业都认为代工是必要的，需要通过代工去发展自己、提高业绩。企业需要市场，需要与国际接轨，如果你没有代工，你就接触不到全球经济，看不到外面的情况，那企业怎么去竞争呢？企业通过代工去学习，企业认识国际经济现状越早，认识规律越清楚，就会尽量避免不利因素。
不过要知道代工对我们企业哪些是契机、哪些是不利因素。若企业只满足代工，那么企业的经济安全性就很差，订单一旦撤销，企业就无法生存了。
例如有的企业发现自身规模很大了，但是效益却没有增长。因为企业规模很大了之后就有个很大问题——没有营销这个环节，企业的生命线被别人掌握了，被采购公司掌握了，被大的跨国公司掌握了，它不给你订单，企业的能力就发挥不出来，就活不了，其实问题在于中国企业的谈判实力还是不强。所以我认为，代工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必修课、一个过程。关键是企业的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何从代工形式到自己主导来发展，如果仅仅满足代工，就会永远受制于人。
《21世纪》：这看起来像个局，那些国际大品牌商是布局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者是游戏的参与者，前者作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否永远是赢家呢？
徐东生：事实上，代工对于发达国家本身也是有负面影响的。在发达国家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随着产业转移，首先对发达国家本国的就业就会产生影响，工作机会都转移出去了，产业如果实现不了升级，本国的就业就会有压力，特别是在低端制造业的就业问题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外包形式不仅是在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上，在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也会有所发展，举个例子：IBM在全球裁员1万，却在印度雇了1万人，就引起了全球欧美雇员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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