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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威 来源：中国经营报
编者按：
本报上期刊发专题文章《寻找中国式管理》之后，有读者问，你们讲了那么些方法、案例，那中国式管理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呢？我们似乎也不能完全给出答案。
但似乎，中国式管理的真实面孔渐渐地清晰。
首先，中国式管理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典籍思想在现代商业社会的重新解读；其次，中国式管理也绝非西方管理的照搬，当然，它也肯定不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对立面，尽管有人有意无意地这样思考。归根结底，中国式管理一定是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人最根本的价值观，而且它应该是动态的、兼容并包的。
仅仅经历了20年的孕育，中国式管理刚刚露出萌芽，未来将会长多大、多粗、树叶是什么样子，恐怕谁也不能完全说清楚。
如果一定要给中国式管理一个定义描述，我们希望是，在中国当下的时代条件(商业历史短、全球化风起云涌)、中国人特有的思想行为特征以及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等因素之下，能够为中国企业带来持久竞争力的管理方法、模式和风格。
中国式管理≠帝王之术
一提到“中国式管理”，很多人马上就想到了易经、孔子、道、法、太极、孙子兵法。在这一类由中国古代典籍推演或联系起来的所谓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中，有人给分了四类：由儒家思想及于现代管理；从《孙子兵法》演绎出的经营谋略；中国帝王学与企业管理；禅宗与管理人员个人修炼。
中国古代典籍的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它本身的直接应用对象不是现代大型商业组织，所以由此所推演出的“中国式管理”，更多的是只是管理哲学层面的高度抽象，真正要运用到实践则就“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像中国武学的上乘功夫一样，这样的“中国式管理”传授的是一种无上心法，靠的是学习者的悟性。
比如古代兵法，以诡为道，以诈为本，以致人死地为目标，是单赢模式。这与商业往来讲究诚信、互惠互利的双赢模式格格不入。如何用消灭敌人的方式来与对手竞争与合作，是件困难的事情。
纵览迄今为止被冠之以“中国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多数的内容是属于领导人的“自我管理”范畴，而对组织层面的战略、运营很少涉及。这也正好应了一位专家的批评。
他说：“中国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里，是靠写诗作赋求得飞黄腾达的。文学即人学，官场即关系场，管理之术即驭人之术。因此，中国帝王学即是最高境界的管理学。帝王学无外乎三部分，一是儒学，二是兵法，三是禅学。儒学以其入世，教人进取，且安守本分，促官场人旺、保帝王安心；兵法，以其诡诈，教人深藏不露、明争暗斗、工于机巧；禅学，以其开悟，教人洗心，乐天知命，行止于慧。”
更有文章批评的尖刻但并非没有道理。“环境在变，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已经变成了开放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如果把帝王学命名为‘中国式管理’，且在市场经济时代以全球化为背景去教育当代企业家，用以构建现代企业，是否有请马王堆女尸参加亚洲小姐选美之嫌？”
客观地说，仅从管理者个体考虑，“中国式管理”也许可以让管理者们得到很多实用的感悟。但是最“精明”的个体，却未必能够带来整体的绩效。
一位咨询顾问在考察同一家企业在东北和深圳的分公司之后说，按照传统的观点，东北的领导更精于“中国式管理”。该顾问对公司总部说：“比起你们深圳公司，你们东北公司的领导更像领导，除了业绩做不上去之外”。
在笔者采访迄今为止在“中国式管理”方面著述最多的曾仕强教授时，感受颇深的一点就是，曾教授总结出的管理思想，细致入微，但一旦落实到实践层面，往往是和个人修炼、沟通、职场人情练达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而将“中国式管理”应用与组织层面的个案少之又少。
如此，这样的管理思想，被称之为“中国式自我管理”则更为妥当。
中国式管理≠西方管理的对立面
Jim Collins 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讲到了“飞轮效应”。
假想有一个巨大的飞轮，直径好几米，重量有几十吨。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推动飞轮，慢慢地，飞轮动了，过了2、3个小时，飞轮转了第1周。继续推，飞轮转得快了一点，转一圈只需要1个小时了。继续推，飞轮转得更快了。3圈、4圈、10圈、11圈、50圈、51圈。当飞轮转到几百圈时，有人问，那个推动飞轮转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你无法回答，到底是第几圈的力量，使飞轮转得如此之快。
飞轮的过程形象地表述了一个公司由优秀到卓越的过程。无论最后的结果多么富有戏剧性，但转变的力量并非是单一的决定性力量。
但是，媒体的报道并非这样。它会在公司的飞轮转到每分钟1000圈的时候，发现并报道这家公司。Jim Collins认为，这样的报道通常都是一夜成名的故事，并不可能揭示出成功的实质。
然而，我们国内管理实践者和思考者，了解西方管理思想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报道和书籍，深入体验的机会并不多。因此，有时会以偏概全地给它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
比如，GE以完善的战略执行流程著称，但事实上，流程完善并非GE成功的全部，甚至可以说，GE成功的表面原因是流程完善。况且，GE善于执行并不意味着西方企业都是精于制度化和流程化的。即便在西方的商业世界，GE公司也是个特例。它并不代表全部的西方公司管理状况。
可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美国春田再造公司。但这并不妨碍这家1983年成立的以翻修废旧发动机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利润持续17年高速增长，它甚至被美国《商业周刊》誉为“美国商业史上的奇迹”、“企业管理的麦加圣地”。这家公司成功的关键却似乎与制度和流程管理无关，而是由开卷式管理(全员的透明化管理)、企业大赛、大磋商等环节组成的企业文化活动促成了公司的伟大成就。你能说，春田再造公司就不是西方管理思想的产物吗？
简单地给西方管理思想贴标签的另一面，就是给“中国式管理”赋予太多的个性。我将其称为“过中国化倾向”，似乎什么好东西都是中国特有，或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一语道破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比如，因为现代管理思想和易经等某些思路一致，就简单而过分地强调中华管理文化的源远流长。
比如，过分地强调“中国式管理”才有“人本思想”，实际上是漠视了众多欧美企业在这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实践。比如，有人抓住“目标管理”的危害进行批判，以此证明西方管理思想的弊端和“中国式管理”的伟大，但殊不知，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大师戴明就十分明确地告诫：绩效考核、包括目标管理在内，是惟一对今日美国管理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
实际上，强调“中国式管理”这个概念可能隐藏着一个风险，它给人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式管理是站在西方现代管理对面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而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不同点，就如同东方人和西方人，从本质上来看，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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