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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长春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中国股市问题由来已久，非常复杂。为什么股指一路下滑？有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投资者对股市丧失信心；为什么投资者对股市丧失信心，因为在7000多万股民心底埋着一个潜意识：究竟还有几家“干净”的上市公司？当然也有人会说，这是上市公司业绩普遍不好造成的，在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有太多上市公司的股价都跌破了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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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出其他理由，但我们不妨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一个企业就像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甚至神经系统也不正常，你说这个人还有什么前途和希望可言？
把公司比喻成人，是出于以下一个比喻，《公司法》对公司组成形式给出了一个科学的界定，有限公司应当设立董事会、总经理和监事会，分别履行决策权、行政权及监督权，三者相互制衡；这也无形中指出了企业的“大脑”就是董事会，企业的“心脏”就是总经理，以总经理为第一行政长官辖属的各部门正是企业的“五脏六腑及肢体器官”，监事会则是企业的“免疫力系统”。
从几何学角度分析，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所以三权制衡学正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根本法则，而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往往是以平衡学来定义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分离的，我国公司往往在企业经营权层次上片面地实现了“经理人职业化”，在企业所有权层次上的董事会往往是按照简单机械式的例会制度做一些重大事项的决议罢了，监事会往往是形同虚设，名不副实。我们冷静地深思一下，董事不“懂事”，1300多家上市公司往往是具备规模的大中型企业，这不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症状么？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流行语，这又是严重的“神经系统出问题”的症状了。我们不妨继续深思一下，中国证监会和深沪两地的证券交易所是如何监管这些上市公司的，他们往往是监管所谓的公司高级管理层，监管这些公司的违规行为，结果只能是一次次的亡羊补牢。不可否认，我们固然没有办法让违法违规的事情绝迹，但是，对上市公司的“大脑和神经系统”进行监管，应当是市场化的监管机制不可违背的一条规律。
企业可以靠经营规模做“大”，而企业之“强”则在于其“大脑”的智慧程度。因此，当我国上市公司逐渐实现董事职业化的时候，才有可能在证券市场看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有人会说，董事职业化水准越高，往往是大股东占据了董事席位，会不会更加“专业”地侵占小股东利益？事实上，董事职业化水准越高，他们往往更加注重以合法的手段使上市公司战略决策科学化，更愿意建立科学系统化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一旦出现信息披露、关联交易等非法违规情节，企业的“神经系统”自然会有信号反应，因为“三角形”只要有一个“角”发生异常动向，其他两个“角”就必然有所反应，这就是三权制衡学的定律。只有这样，独立董事才有真正的立足之处，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监管部门才会从被动的政策法令监管状态里解放出来，转变为主动的市场化监管机制。只有这样，广大的中小股民才会带上他们的民主意识自然主动地推进上市公司治理水准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
或许还有人说，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绝大多数是经济管理学科的教授、专家和社会名流，他们还不具备职业化水准么？其实，这又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董事会作为企业的“大脑”，讲求的是“思维运动规则”，而不是死板的企业管理制度，独立董事作为上市公司“大脑”的组成部分，自然应通晓“思维运动规则”，可是，我们一些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并没有经过“董事职业化”专业研修，往往是跟着感觉走。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国经济学界多年以来，一直在企业经营权层面上进行研究和学术建树，但是在企业所有权层面上的研究确实贫乏，甚至是学术空白。
当然，董事职业化作为企业所有权层次上的课题，在国际经济学界也是前瞻和领先的，包括美国的独立董事还没有实现专业市场化策略，我们要想取长补短，并领先于他国，当然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我国并不乏优秀的典范，在香港有李嘉诚先生掌舵的长江实业集团，联合市值6300多亿港元资产的巨型企业，这样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不是以职业经理人在企业经营权层次上做出的文章，而是长江实业集团配置董事职业化方略的胜利。李嘉诚先生在2003年内地演讲，讲到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时，就重点提到这个问题。在新加坡，那里的上市公司董事职业化方略连政府机构也在公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都纳入监管考量范畴。
总之，只有在实现董事职业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监事的职业化，上市公司才能建立科学系统化的法人治理结构，因为只有“大脑”才知道自己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神经系统”，才知道自己需要构建什么样的“免疫力系统”，才知道匹配和修整什么样的“五脏六腑及肢体器官”，才知道自己如何设身处地面对现实的市场竞争和走向未来之路。(作者为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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