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用的管理学？

　　陈宜飚

　　·管理论道场·

　　对话嘉宾：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强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Steven J. Dekrey

　　美国凯洛格商学院高级副院长Robert P.Magee

　　需要输入哪些“中国参数”，西方经典的管理模型才能生效？中国的商学院是否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中外联合办学似乎已经成了国内MBA教育的主流路径，对此，支持者的论据是：从机器大工业时代以来，每一次里程碑式的管理新论都是诞生于欧美大地，中国尚未有“纯种”的中国管理理论。但是不论是不断涌入的跨国公司，还是正在崛起的本土企业，都意识到这个庞大市场所带有的“中国特色”。那么要输入哪些“中国参数”，西方经典的管理模型才能继续发挥效用呢？

　　那么中国的商学院是否开始思考如何在教育中融入中外管理文化精髓？全球顶尖商学院的教授们又该如何把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融入中国实践中？

　　4月17日，在最新一届EMBA的毕业典礼上，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强教授、副院长Steven和美国凯洛格商学院的高级副院长Magee接受本报的专访，对当前商学院教育中的上述几个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在Financial Times杂志2004年全球EMBA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和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联办的EMBA位列第六。)

　　西学中用？

　　《21世纪》：目前国内外流行的商学院MBA或EMBA教育，其主题的理论往往是崇尚西方近代的管理学理论。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是如何来定位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是否会有意识地关注“亚洲因素”，或者说在思考“西学中用”的问题？

　　Steven J. Dekrey：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个事实是，MBA教育发源于西方国家，它所传播的内容也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我们在亚洲传授这些理论时，不必(因为是在亚洲就)传授完全不同的知识，但是有必要针对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的修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并不是说在亚洲，它就是一种全新的MBA，它只是需要新的方法加以调整。

　　在亚洲，人们也许会考虑政府、家庭和文化等独特的“亚洲因素”对工商管理实践的渗透，但西方国家工商管理的根本在于它的职业性，这正是MBA的内容，它传授的是普遍性原则，它本身不是文化，而是如何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要教会学生的。

　　拿市场营销来说，也许在中国、德国和泰国，营销手段会稍有各异，但它们采用的原理可能是西方营销学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

　　陈家强：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一开始就定位于要做全球性的著名商学院，虽然现在我们的排名已经是全球前10位，但是当初刚开始时，我们的确作好准备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西学中用”这个课题的确很重要，但这并不是一个很独特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商学院要解决“西为中用”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欧洲国家在看待管理文化时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即如何把美国的管理理论应用于欧洲企业，所以西方国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从我们学生的反应来看，欧洲的公司跟美国的公司有很大的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的公司与中国的企业更相似，例如有许多家族企业，它们的管理是相近的。

　　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并非单纯的“西学中用”的问题，它是不同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而且即使是在美国国内，这些管理理论也不是放在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更不能盲目应用，你要注意它的适用性。

　　从科大来说，我们不会单纯把解决“西学中用”作为我们的目标，管理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把各行业的管理理念提炼出来。所以我是希望把“西学中用”这个问题放大来看，怎么把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最好理论提炼出来，用于解决不同企业的不同问题。

　　“适销对路”

　　《21世纪》：请问Magee教授，西北大学近20年来一直保持名列全球顶尖商学院之列，如果说商学院是“工厂”，MBA学生是你们的“产品”。那么您是如何来保证这些“产品”适销对路？

　　Robert P.Magee：首先我并不认为我们是在制造产品，我也不同意说MBA或是EMBA学生是产品，我们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伙伴，特别是就科大的这个EMBA来说，我们当这些高层管理人员是我们的高级合作伙伴。

　　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我们是在“生产”，但这和生产汽车等产品是不一样的，汽车不会参与到你的活动中，而我们的学生却是活生生地参与课堂讨论，而且会向我们反馈各种信息——对我们来说，这比外界的所有评论或是排名都更重要。

　　要让一个人掌握在全球都适用的技能应该说是很难的。就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来说，它可以提供学生某些方面比其他商学院更特别有优势的技能，但在有些方面，则做不到。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知识框架及理论，但他们应该自己应用于不同的环境。

　　另外，我们所致力于研究的是“持久知识”(Durable Knowledge)，这也正是我们希望提供给学生的。所谓持久知识，即能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同时也能适应不同的环境。

　　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为学生提供最好的理论，而且我们也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让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运用这些原理；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不可能替他们“预备”所有的文化环境或是工作条件。

　　《21世纪》：“量体裁衣”地输出管理理论，或者说保证管理理论的适用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科大和凯洛格商学院是如何去实现这一点的呢？能否介绍一下你们商学院的具体做法？

　　陈家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很重视进行相关的研究。拿科大来说，我们就有许多教授专门做跨文化的研究，他们会研究不同文化环境下经理的行为。在这方面，科技大学比美国的大学要重视得多。我们这儿的跨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和西方，而是涵盖所有跨文化的领域。

　　另外一个解决途径是我们的学生来源，如果你的学生来源本身就是国际化的，他们所代表的公司是不同的多元化背景，对你们的课堂讨论与学习产生的“化学作用”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非常注重我们学生的多元化，而且把课程设计得非常开放，学生可以尽情讨论——这方面我们的EMBA就是非常好的例子，这些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有过半学生来自外国，他们都非常愿意把他们碰到的真实问题拿出来讨论。

　　Robert P.Magee：在这方面，老实说雇主比我们更有优势。从我们这个角度说，会尽量锻炼学生在不同环境下运用管理学原理的能力。这些原理也许学起来容易，表面理解也没有困难，但只有通过在实践中运用才能真正掌握，而且要多次运用，才能确切理解个中意义。

　　例如，我们和科大联办的这个EMBA课程会为学生提供去不同国家的不同公司实习的机会，这些学生可以见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公司的管理层，这对他们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他们可以接触到某一个特定行业的公司，花时间在那儿完成研究报告。

　　亚洲元素

　　《21世纪》：以香港科大的EMBA为例，这是个中外联办的管理项目，来自西方的教授在教学过程中怎么样融合东西方元素？

　　Steven J. Dekrey：事实上，许多西方教授来了以后，都会说他们从这儿的学生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联办项目的许多老师来自凯洛格商学院，他们大多来自北美，虽然以前接触过亚洲问题，但没有如此深入，因此他们来了以后就会学习到许多在亚洲做生意的经验。基本上说来，理论与观点是从西方教授那儿来的，但涉及这些理论的具体应用，却要由学生在课堂之间展开讨论，而这些学生大多在亚洲开展业务，这是一种结合的好办法。做生意不是公式化的，而是一种方法，学生应该学会在任何地方都能灵活展开工作。

　　Robert P.Magee：在和科大联办的这个项目里，西北大学的教授会根据亚洲的特点对课程设置与教案进行改动，但是这种改动并不非常大，基本上93%-95%的内容还是和北美一样。

　　《21世纪》：中国的经济在迅速地成长，会出现许多所谓“中国特色”的现象。香港科技大学拥有中外合作的商学课程，但同时又是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你们如何对照中国的特点呢？

　　陈家强：中国的经济当然是越来越庞大，中国的自身管理问题应该有更多的方向，但我在看这个问题时，我更主要看哪些是“中国特色”的，真正是由于文化产生的问题，而哪一些是由此当前的制度产生的问题。制度不是不能改的，而且是变化很快的，这点你从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引发的制度变迁就可以看出来。当中国随着加入WTO更快地进入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企业也会逐渐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它们的市场也会越来越国际化，所以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分清哪些是短期制度因素造成的，哪些是文化因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