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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是权力犯罪,所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保证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合理的运用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关键。”傅玄杰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慧认为，严格的监督机制在预防职务犯罪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管理人员的职务犯罪往往是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如今的经济活动比较活跃，经济犯罪现象可能就会更频繁。”朱慧说，“经理人的职务犯罪没有办法根除，只要有经济
活动，可能就会有这种现象。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尽量减少这种犯罪现象。”
在朱慧看来，现在不少企业仅注重经理人的职业能力，而忽视了法律法规方面的培训。
“加强经理人个人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教育，这不是一句空话。”他说，目前不少经理人的法律意识相当淡薄，“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为例，即使没有直接损害公司利益，但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收受数额达到一定金额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其他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有些企业管理人员只知道有些行为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但是否触犯法律，却不知道”。
企业该完善内部监管机制
“仔细分析这些经理人的职务犯罪，你会发现一个很集中的特点，就是他们手中往往掌握着不小的权力。事实上，职务犯罪根本上也就是‘权力犯罪’，如何能够使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这才是能够有效预防经理人职务犯罪的最佳途径。”朱慧认为应该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监管机制也应该从两方面来考虑。包括企业内部的监督机制，整个行业甚至社会的监督。”朱慧分析。
“虽然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这一机制并不完善，一些企业的高管权力过大，在企业内部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或者说这种监管机制是有的，但涉于某一高管的个人影响力，这些机构形同虚设。正因如此，才导致部分企业成为‘一言堂’，监督作用没能发挥。”
朱慧以“最严重的高管外逃”事件为例，自2003年1月以来，共有10多位上市公司高管外逃，卷走的资金或造成的资金黑洞近百亿元。其中包括挪用公司资金7亿多元的ＳＴ南华董事长何竟棠、留下40多亿元贷款“窟窿”的奥园发展董事长刘波，以及在9．88亿元巨额担保面前“人间蒸发”的ＳＴ啤酒花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而不久前，开开前总经理张晨也是携巨款潜逃后，才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面对层出不穷的失信事件和相关责任人，证券交易所只有“处分权”而没有“处罚权”。
“来自监管当局的谴责、警告、终身禁入，或者极为有限的经济处罚，相对于违规可能带来的巨额收益，显然是‘九牛一毛’。”
呼唤社会诚信
相对企业内部的监管机制而言，朱慧认为，外部体制的约束作用更重要。“一个良好的外部体制对于预防经理人职务犯罪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国尤其应该从法律法规上加强经理人职务犯罪的约束，要完善相关立法使之有法可依，加强执法，树立法律的权威。”
他表示，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转轨期。法律和法规中针对这方面的犯罪虽然相对滞后，但是我国刑法对于职务侵占、商业受贿等基本的职务犯罪已有了规定，预防的关键是如何把刑法上关于职务犯罪的规定落到实处，同时通过立法对刑法的修订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加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与惩处。
“国外预防经理人的职务犯罪，在体制约束方面有许多就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制定专门的商业反受贿法，实行惩罚性的民事赔偿，实行市场禁入等等。”朱慧认为，我国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这个群体的法律和法规，可以向法制相对健全的国家学习。
“对于一些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工程项目，涉及外包、贷款等方面，应该加强市场准入，加大监控力度，实行项目审计。同时司法机关也应加大查处力度，以增加犯罪成本，尽量减少这一过程中的犯罪现象。”朱慧表示。
他认为，预防经理人的职务犯罪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法律的规范，而且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现在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从思想上滋长了经理人的职务犯罪行为。一些正常的工作业务往来，也会涉及‘好处费’，诚信社会的建立是预防这种职务犯罪的办法之一。”
“归根结底，预防职务犯罪最好的办法是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完善的法律。”朱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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