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赌未必大赢

　　-赵民／文

　　最近，中国的企业家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大赌才能大赢”。

　　在中国改革开放27年的历史中，只有少数成功企业家是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成活、成长、成熟、成功的。很多被各种媒体所广泛报道和交口称赞的“ 英雄企业家”，都是在中国历史和企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凭借创业者本人的丰富社会经验，依托企业家个人的丰富社会资源，敏锐地抓住当时丰富的社会需求，全力以赴谋求“大赌大赢”，从而“一跃龙门”。中国从来不缺 “大赌大赢”的财富神话，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和听到的是企业豪赌惨败的伤痛故事。

　　德隆、托普与创维

　　最接近我们的一个实例是2004年新疆德隆集团这个当年号称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轰然倒下。据报道，早在2000年德隆内部就有过讨论，是否要择机退出。德隆掌门人唐万新作出了现在看来是致命的决断。他相信，中国股市将看涨10年，股指可以往上看到2万点。在1999年“5·１9”行情以后的狂热气氛中，这一判断被德隆上下接受了。但“中国股市将看涨10年”这个“大赌”，最终却换来了大败的结局。

　　德隆的赌法是第一种，赌的是股市。中国企业在股市上 “大赌大赢”的做法还走出了国门，表现在海外期货市场上，最为轰动和影响最广泛的，就是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巨亏一例。

　　“大赌大赢”的第二种赌法，赌的是地方政府。这种赌法的典型代表，是托普。

　　实事求是地说，早期从四川发展起来的托普，总体上还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看得懂”的企业。但自从托普出川后，这个企业就让人看不懂了：托普说做手机，可市场上从来没见过；托普说要做软件，却花费上百万用路牌广告来招聘员工；上市公司的公告明明白白说，托普的优质资产和现金流是有限的，它却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向地方政府要了几百上千亩的土地要建“ XX软件园”。表面上看，托普在用软件园的名义，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究其实质，托普是在抢占资源和地方政府“开赌”，押宝房地产。这场以十几个地方政府为对象的“大赌”，同样也没有“大赢”，却让“托普”成为一个令人产生负面联想的词汇。

　　如果说托普赌的是地方政府的话，创维黄宏生赌的，就是香港特区政府，这是第三种赌法。

　　在香港上市的创维不可能不明白大股东不能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这一基本道理，探讨这种低级错误发生的原因，最让人容易想到的一个理由可能是：别的项目缺一点点小钱，先到上市公司里借一下，然后马上赚了钱，马上就还，只要香港特区政府的有关监管部门不发现就行。创维赌的不是别的，而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执法态度。

　　如果说创维赌的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话，那么，2001年在香港上市的欧亚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老板杨斌，赌的就是中央政府，这是第四种赌法。

　　杨斌是中国“出口转内销”型商人的典型代表。此类型商人，早年在中国大陆从事低附加值的商业活动完成原始积累，然后出国换身份，之后再回国投资和进行贸易。相比那些早期依靠寒窗苦读，自费留学后留在硅谷和欧、美、日大公司里做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人，然后在1995年以后陆续因互联网和风险投资而回国的中国商人， “出口转内销”型商人有的更多的是市场眼光而非技术眼光，是商业魄力而不是核心能力，是政府资源而不是客户资源，是非理性发展而不是常规成长。如果看到和看透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杨斌要去当北朝鲜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特首了。杨斌，博弈的是北朝鲜的机会，对赌的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这样的超级“大赌”战略，结果不是“大赢”，而是“大狱”。

　　在最近的十年中，还有一个被广为报道的“大赌不赢”的实例，就是长虹倪润峰1998年的“垄断彩管”之豪赌。1998年7月，彩电大王倪润峰在大祭价格战的同时，“第一押宝”中国的几大彩管供应商是讲信用的，卖给长虹的彩管，即使货存在他们那里，也不会再卖给长虹的竞争对手；“第二押宝”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是讲信用的，会严把彩管进口配额，因此毅然“大赌”，垄断性购空彩管。这是举一家之力，与整个行业为敌的世纪豪赌，但倪润峰忽视了一点：长虹的竞争对手们，也都是国有控股企业，而且都是各个省市的利税就业大户，国家不会为行业老大的垄断利润而坐视其他几家的日落西山。最终，长虹这一轮的豪赌以长虹自己的巨大库存而落下帷幕。

　　TCL与联想

　　受“大赌”才能“大赢”的思维定势左右，眼下的中国企业“大赌”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最典型的就是TCL和联想。笔者对联想这种突然间“全球规模”走出去的做法深表担忧。这是典型的“大赌”。

　　东方高圣的董事长陈明健先生曾撰文《联想正在向海外输出什么？》，他写道：“对于联想来说，这次收购可谓一次破釜沉舟的壮举，成功则能获得中国乃至全球产业的定价权，失败则彻底失去翻本的机会。尽管前途未卜，尽管在走出去的道路上有三星、NEC、宏基这些企业向全球扩张留下的悲壮身影，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原因有三：第一，中国企业国际化，前面分明有着其他国际大公司的“向全球扩张留下的悲壮身影”，为什么一定还要选择“一步到位”的全球规模、一跃龙门式的仓促战略实现方式？稳步渐进同样可以实现做PC的国际化战略；第二，对于联想来说，这次破釜沉舟的壮举，真的能获得中国乃至全球PC产业的定价权吗？依笔者看来，联想在中国PC产业的定价权，不需要购并IBM的PC业务就已经实现，而联想在全球PC产业的定价权，即使购并了IBM的PC业务，也是不可能获得的，因为有DELL这个低成本、低技术、高效率的全球PC业务老大在，还因为IBM的PC业务是连续亏损的，购并之后联想的首要任务是赢利，还谈不上争夺定价权；第三，对于联想，真是“失败则彻底失去翻本的机会”吗？如果这次购并真的失败，对于香港上市的联想集团，对于杨元庆，可能失去翻本的机会，但对于联想集团的大股东之一联想控股和柳传志本人，由于还有其他三块业务，尤其是还有联想创投和联想投资在握，沉没的最多是一个舰队中的一艘大船，而不是整个舰队。

　　笔者认为，联想这次“大赌”能够“大赢”的概率低于10%，因为这种操作，已经超过了联想中国高管团队原来轻车熟路的经验范围。TCL和联想的大赌，最有可能的收获是，为其他后来进行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培养了一批国际化人才。尽管如此，TCL和联想的跟随者甚众，最近传出的消息是，华为有意收购西门子手机业务，上汽要收购英国罗孚汽车。

　　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赌者，莫过于春秋战国吕不韦。虽然在史学界仍有争议，但吕不韦押宝秦国当人质的皇子，在秦公子危难之时，赠美人于皇子，并出钱出力，最终让秦公子之子成为了名垂青史的秦始皇的故事，仍成为正野两史对吕不韦的最主流描写。我们姑且不去争论事实本来的真相到底如何，单就吕不韦本人的命运来说，终死于亲儿子之手。

　　从这种暗藏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大赌基因，我们不难得出一个“中国企业文化潜规则基因”：中国的企业家，生来就有“大赌”的遗传基因，中国企业也就长期养成了“大赌”的气质。但在中国当代现实的环境中，“大赌”通常不是“大赢”，而是大败。那些历史上的成活和成功的企业，恰恰是面对“大赌”而保持清醒的企业。

　　(作者系新华信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