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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魁
如果人有命运，那企业也有“命运”。
冥冥之中，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始终推动着科龙电器在时代的风口浪尖若隐若现：
1984年10月创立，靠镇政府9万元试制费起家，在创办7年后冰箱产量达到48万台，摘取了全行业产量第一名的桂冠，成为区域经济“顺德模式”的典型代表。
1992年1月29日小平同志南巡来到了科龙，说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这句名言。
1996年6月，科龙发行H股，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乡镇企业。
2002年，一个民营企业——以顾雏军为董事长的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受让了原由顺德市容桂镇政府实际持有的20.6%的科龙股份，成为科龙的最大单一股东。后来此事成为话柄，终又在2004年爆发了关于国资进退大讨论的“顾郎之争”。
新游戏规则与旧政企关系的碰撞
从90年代前半期开始，乡镇企业作为一种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弊端日益突出。各地乡镇企业的亏损面不断上升、乡镇企业产出不断下降，科龙也不例外。
于是股份制改造成为了突围的策略，1996年到1999年的3年时间里，科龙先后在香港和深圳两个地方实现上市，募集了近20亿元的资金，将镇政府实际控股的科龙带到了鼎盛时期。1999年，科龙冰箱产量达到当时创纪录的265万台，销售总额达到58亿人民币，净利润达到近6.3亿元。
科龙上市后，尽管政府通过壳公司容声集团所持有的股份被不断稀释，但仍然是实际上的控股股东。广大小股东的进入和上市所必须保持的透明度给科龙带来了新的游戏规则，但旧的政企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新游戏规则与旧政企关系发生了强烈碰撞，使得科龙在短暂的鼎盛之后迅速陷于动荡并走向衰退。
新游戏规则与旧政企关系的强烈碰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政府税收导向与股东利润导向形成冲突，使得企业重销售额而轻利润额，重出货而轻回款。
第二，地方政经裙带与规范的市场交易形成冲突，导致科龙经营管理的“山头主义”和经济利益的“跑冒滴漏”，企业成本居高不下，企业整体战略得不到贯彻执行。
第三，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管理者的角色与作为股东的角色混在一起，导致政府资产的“所有者缺位”，使一个中型企业患上了“大企业病”。
新科龙从官场文化到市场文化
科龙陷入销售额急剧下降和巨额亏损当中，并带上了ST的帽子。2002年初，格林柯尔入主科龙，科龙完成了 “民营化重组”。
经过这次产权改革，最终解决了政企关系不规范和“所有权缺位”的问题，为新科龙日后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最终奠定了体制基础，政府意志、政经裙带对企业的影响，大企业病、“跑冒滴漏”问题都能够得到较好的克服。
经过 “战略性整顿”，新科龙迅速走出衰退境况，销售收入稳定回升，成本急剧下降，在格林柯尔接手后短短半年内便实现扭亏为盈，2002年当年实现净利润超过1亿元，摘掉了ST帽子。
(作者张文魁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本文改编自作者执笔报告《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有删节)
我们见证
【科龙轨迹】
1984年10月
顺德珠江冰箱厂成立，主产双门家用雪柜。
1992年
邓小平南巡时专程到厂房视察，同年广东科龙电器股份公司正式成立。
1996年
与日本三洋电器合组联营公司，同年在香港上市。
1998年与华宝空调合并。1999年
与美国惠而浦合作生产洗衣机。
1999年
科龙集团A股在深圳上市。
2001年
因家电市场竞争激烈，须为存货及呆坏账做出3.6亿元的拨备，业绩首度转盈为亏，亏损高达6.78亿元。
2002年初
格林柯尔受让了原由顺德市容桂镇政府实际持有的科龙股份，科龙完成了 “民营化重组”。
2003年
销售收入超过60亿元，2004年预计达到100亿元左右。
【旁说】
政企关系的演变
从科龙过去20年来看，其政企关系的变迁经历了从“直接依赖型” 到“保持距离型”的演变。在上世纪80年代初科龙起家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非常强，不但科龙的开办资金是政府给的，而且科龙的创业者也是来自于政府，连科龙所需要的冰箱定点生产许可也是通过挂靠在广东省机械厅下面才获得的。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科龙也有一种直接依赖关系，政府的许多事情因为有科龙这“一条腿”而非常方便，最后发展到政府占用科龙的巨额资金而无法偿还。科龙后来陷入困境的教训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直接依赖型”政企关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必须建立“保持距离型”的政企关系。而建立“保持距离型”政企关系，就要割断过去的直接依赖纽带，这必须要通过产权改革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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