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突破

　　杨爱新、杨超、厉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3年)：以放权让利为主线、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模式阶段。第二阶段(1993~2001年)：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尝试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改革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阶段。科斯在1959年写过一句 斩钉截铁的话：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而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企业的产权和体制问题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问题缠绕在一起，企业管理的深入很难脱离开产权和体制问题而实现管理单方面突进。因此，中国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体制突破。

　　北旅与玉柴股份制改造“悲喜剧”

　　1983年～1984年间，厉以宁第一个提出，生产要素中人与财产要有效配置，必须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而这种市场机制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制经济”——厉以宁从此被称为“厉股份”。“股份制”不仅定格了一位经济学家形象，更深刻改变了中国企业的命运。

　　1982年，45岁的王金权被派往北京旅行车厂任技术副厂长。

　　王形容自己初到北旅的感受：“真难！”“图纸不是图纸，设备没有设备，做出来的产品和图纸不一样！”技术改造需要钱，北旅急需资金，为什么不能向社会集资？王金权第一步吸收了两家全民企业的股权投资，获得约1000万元资金；接着又搞内部职工入股，第一批职工股认购了130多万元，两笔钱加起来，暂时缓解了技改的资金压力。但要想进行新车型研发，投入还远远不够。

　　按照王金权当时的想法，面向社会的股权转让还能继续引进资金，内部职工股权认购更大有筹资潜力。但一场“姓资姓社”的大讨论铺天盖地而来，股份制导致私有制！”北旅成了靶子。

　　直到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北旅的股份制改造才得以正名，但是却一直处于“缺钱”状态。为此，北旅先是在作为北京市最早的上市企业之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后又尝试引进外资，策划了“中国上市公司外资并购第一案”。但是王金权和北旅并没有因此将自己的“这辆车”发动起来。2000年11月，北旅董事会公告，公司与长峰科技进行资产置换，与汽车生产相关的资产全部退出。至此，成功实践了国内汽车行业第一家股份制改造的企业黯然告别汽车生产。

　　相形之下，玉柴机器的股份制改造则是一个比较巧妙地绕开行政之手的成功案例。

　　改造前的玉柴挂着玉林柴油机总厂和广西玉柴机器集团两块牌子。玉柴的股份制改造首先把玉柴总厂和集团分开，成为各自独立的法人，再将玉柴总厂改造成股份公司，集团改造成集团公司，然后把股份公司的国家股变为国有法人股，由集团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这既回避了国有股持股主体问题，也有效的避免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这一模式为玉柴顺利募资2.4亿元资金并间接在海外上市打下了基础，更成为后来大型国企股份制改造的通用模式。

　　设计玉柴股份制改造方案的经济学家刘纪鹏将其比喻为“老树发新芽”：在原有企业存量资产不分不卖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制，引入资金，进行增量重组，逐步过度到现代股份公司。玉柴经过股份制改造，从一个国营独资企业转变成一个500多个法人股东的股份公司，国有股从100%下降到最终的28%。

　　十数年轰轰烈烈的股份制改造使中国企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截至2001年，中国股份制企业已经从无到有发展到近30万家，股份制正在成为中国公司所有制的主要形式。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股份制改造”并没有从根本上激活“企业精神”，员工并未得到真正的权力和权利。我们更缺乏和“股份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法治环境，而这已经触及非经济领域改革，股份制的中国化生存任重道远。

　　“陈卖光”掀起的国企“进”“退”之争

　　在国有企业改革领域，国企退出应该是从“陈卖光”开始的。

　　1992年，35岁的陈光调任山东省诸城市市长。市属150家国企的半死不活，把他吓了一大跳：103家企业明亏和暗亏，成为名存实亡的“空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以大胆而著称的陈光，拿诸城电机厂开了刀。

　　当时，设计了两套改革方案：一是个人股不得超过20%，国家完全控股；二是将企业存量资产出售给职工，国家以土地作价入股。两套方案均遭到职工的反对。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的方案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诸城模式”：由全体职工以企业内部股权证形式集资270万元，将企业资产全部买下，成立诸城市开元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把这个国有企业变成由277名股东共同拥有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采用“先出售，后改制、内部职工持股”的基本做法，从1993年1月到1994年7月，陈光把诸城市288家乡镇办以上企业，大部分都卖给了企业内部职工，272家实现了改制。“陈卖光”的称号从此而来。

　　陈光虽然大胆，但其操作的盘子与此后公开叫卖国企的诸多“大手笔”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2003年，西安市政府决定将100多家市属国有企业面向社会出售。而北京市、重庆市、上海市、辽宁省、江苏省也纷纷将国有企业挂牌出售……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透露，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地方进行国有资产‘处置’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全部退出，都是采用全部转让的方式处理地方国有资产。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

　　“现在全国的一些县级城市有的是将国有企业全部卖光了，造成不仅没有国有企业，而且没有经营性的国有资本；地市一级中60%～83%卖掉了国有企业。”李毅中说。

　　对国企“进退”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04年郎咸平对于“国退民进”的彻底否定和“企业家就是国有企业的保姆”等一系列判断，引起了内地一批经济学者、网友、股民以及普通百姓参与的“全民大讨论”。

　　“农村改革5年就基本完成了，但是国企改革用了28年，却还基本没有完成。”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说，哪些行业要进，哪些行业要退？理论上看起来已经明确，实际操作起来很困难。如果基本定位不清楚的话，那么国企的深化改革将非常难。

　　首钢承包为本

　　作为最早实行承包制的首钢当家人，周冠五曾经是中国改革浪潮的热点人物。这段历史要始于1979年，由于当时国企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几乎完全为政府拥有。所有生产决策、投资决策和用人决策都由中央计划确定。一些学者认为，“企业”不过是生产车间，经理相当于车间主任，整个国有经济部门组织得就像一个超级大公司。为了解决由此导致的经营决策低效，政府决定将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向企业转移。

　　恰在此时，首钢首次提出实行“承包制”，要将生产任务和生产指标层层承包，级级承包，用这种新的激励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在当时，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改革，要把上缴国家的利润规定一个固定基数和递增比例，超过部分由企业自主支配进行技改。“承包制”为首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成为了“世界上最快的转炉”，在经过多位经济学者的论证之后，终于这项建议得到国务院批准。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部门选择钢铁公司等8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

　　自此，近20年来的“放权让利”和“打破工人铁饭碗”的国有企业改革启动了。

　　国企改革关键词

　　“放权让利”。国家允许企业保持一定的利润，在不触动国有产权的前提下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实现企业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双赢”。但由于出现“工资侵蚀利润”等问题，“放权让利”的作用有限。

　　“利改税”。政府于1983年和1984年两次实行“利改税”，将企业上缴财政利润统一改为税收。

　　“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保证给国家上缴税利和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前提下，职工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由于各种形式的放权让利的效果不理想，国家认识到国企的根本问题是经营机制没有转换。于是政府开始向国企下放了14项经营自主权。但这仍是在完善“承包制”基础上，并没有从根本解决“承包制”产生的问题。

　　“股份制”。股份制能够体现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国企股份制试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1992年5月，《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

　　“债转股”。为了解决国有企业高负债率制约企业生存发展和低偿债能力引起的金融体系风险，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由中央财政注资承接银行的不良债权，有选择地将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转化为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

　　“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旨在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使他们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对于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公司而言，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关键问题。

　　“MBO”，指在职管理者购买本公司的全部或大部分股份从而获得公司控制权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