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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可
对德意志民族来说，纳粹的这十几年仿佛是它全部历史的一个轴点。二战之后，为从本土到世界各地的无数学者津津乐道的，就是追溯其上，从这个民族的漫长历程里搜寻出20世纪纳粹的起源。诸如黑格尔和尼采等许多思想人物都被研究者们重新作了诠释，并和希特勒的帝国划上了联系。但事情还远不止如此，《德国的历史观》一书作者伊格尔斯先生告
诉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出现的那些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们，以及由他们共同塑造的那个“德国历史思想”的传统，于此同样难辞其咎。
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基础是在19世纪奠立的，而这其中大部分功劳就应归于德国人。从尼布尔、兰克，到普鲁士学派三大家，直至蒙森，在几代德国史家的努力和影响下，一种建立在史料整理和批判之上的历史学，逐步成为了独立的人文学科，并在整个学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世纪甚至被称为是“历史学的世纪”(梯叶里语)。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用伊格尔斯的话说，1880年之后的西方历史学，就成了“一门遵循兰克学派原则的学科”，它一直确信能够排除所有的妨碍，不偏不倚地达到“如实直书”(兰克的名言)。
然而，史料批判方法也好，专注于事实的准确也罢，其实不是19世纪的德国史家们所独有的，更不是他们的全部。伊格尔斯在这本书里最关心的，是隐藏在这些历史学家们写作背后的，更深的哲学原则，换句话说，看上去似乎匠气十足、纯粹机械工作的历史学，其实远非这么简单。作者意识到，德国的历史研究不像那些史家们所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他们在强调对史料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同时，还夹带着一种特别的历史哲学，这种哲学强烈地想把德国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
德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之所以成了一个悲剧，德国民族主义里反民主的一面之所以得到了最暴戾、最疯狂的张扬，其实都和这种历史哲学脱不开干系。伊格尔斯把它叫做“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在19世纪的著作里它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里所提的，同时也是该书最关键概念的“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呢？作者说：“历史主义观念的核心是假设在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由此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需要有一种与自然科学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历史成为理解人类事务的唯一指南，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每个人的特点只是通过自身的发展才显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历史主义看来，历史学的研究，甚至整个人文科学，应该用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方法。自然科学认为规则是普遍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事物，人运用理性就能发现这些规则。而“历史主义”则更多地强调了个体性和历史性，每个个体都是最真实、最鲜活的，也是独特的；每个时代都拥有其自身的结构和特点。如果强行把它们划入统一的规则，往往就抹煞了它们最本真的东西。
那么，看似单纯的历史主义观，为什么竟会产生这么大的政治效力呢？作者进一步说，在德国历史学里，有三组核心的观念都和“历史主义”有关。第一是国家概念。德国的历史学家把“国家”看作由自身生命原则来控制的一种“个体”，它本身就是最高的。他们不喜欢那种把国家视为体现民众利益，谋求民众幸福的一种工具的观念，他们绝不认为国家是工具或者手段什么的，国家就是目的。
第二是反规范，就是拒绝以规范性术语进行思考。历史主义认为任何个人和制度，都不能用外部的标准来评判，而只能依据它自己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那种可以应用于不同人类制度的“理性”的价值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德国民族史学始终把目光集中在自己国家的发展上，它否认有什么普遍的人类价值能对它发生影响。
第三是反概念，即拒绝概念化的思考。从威廉·洪堡到狄尔泰，许多一流学者都在尝试建立一种德国式的“精神科学”。他们认为，在精神科学里，概念和归纳的价值是很有限的，一旦我们把事实进行归纳，进行概念化，就等于清空了历史里原来的鲜活特质。当然，这不等于说德国的历史研究就和理性没有关系了，事实上德国史学家从来也没能使自己摆脱概念化的思考。但他们都强调，要理解历史，需要有一种“直觉的”认识。
以这样三组观念为纲，伊格尔斯阐释了德国历史思想的绵长传统。这个“历史主义”的传统开始于赫尔德，主要的理论奠基人是兰克，而在普鲁士史学派三大家——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莱奇克那里达到了最完全、最乐观，民族情感最为强烈的顶峰。即使是威廉·洪堡那样，以往被认为自由主义色彩较重的人物，也同样被伊格尔斯列入了该传统塑造者的行列，在他的身上也有前面说到这些观念的显现。
到了一战之后，德国的思想界已经出现了“历史主义的危机”，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韦伯都多少意识到了这一点，而这种危机在特勒尔奇和梅尼克两人身上表现得最为透彻。尽管如此，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他们对于自己所抱的某些信念并没有太多的怀疑，即如韦伯这样的通明之士亦然。直到另一次大战的爆发，另一场更大、更残酷的浩劫之后，这个传统里的某些观念才真正被放到思想的法庭上来加以审判。
最后要介绍一下作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先生今年已满八十岁了，长期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是国际最顶尖的历史学者之一。《德国的历史观》首版于1968年，是他所有著作里影响最大的一本。虽然其书的出版被认为是开创了英语世界对德国历史学的研究，但伊格尔斯的初衷并不在此。他希望讲述的，并不是历史学的历史，而是一种思想的历史。虽然在这本书里，我们几乎能找到所有两个世纪来最好的德国历史学家的名字。
和许多史家一样，写作这本书实际上是他个人心结的产物。伊格尔斯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在孩提时代他就已经体验到了纳粹政权的歧视，所幸在1938年秋天逃离了德国，躲过了大屠杀。而当他开始成为历史学家之后，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德国历史研究传统里的很多思想因素，其实为1933年这个民族最终走向极权和暴力政治的深渊扫清了道路。从这本著作出版到今天，四十年又过去了。即使在“后现代”和多元化大行其道的时下，伊格尔斯坦率地说道，他的基本观念一直是世界主义的，他仍然深深服膺于启蒙运动奠定的人权和理性的价值观。也许，这才是这本书真正的立足点。
(《德国的历史观》，伊格尔斯 著，彭刚、顾杭 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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