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就业增长将长期持续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秋风

　　6月2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从就业的角度，对东亚模式提出了挑战，东亚正在经历一个“无就业增长”时期。

　　所谓无就业增长并不等于没有就业增长，而是说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报告说，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国家创造了3.37亿个工作岗位，但90年代却只到这个水平的一半：1.76亿。结果，经济在增长，但失业率却在上升。这种情形在中国、新加坡等国最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无就业增长？问题主要出在东亚的制造业部门。90年代，制造业产量增长了180%，但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却只增长3%。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制造业正在从服装等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电子等高技术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企业持续地投资于节约劳动力的设备。

　　对于该报告，国内学者似乎急于对这个非议中国增长方式的结论表示保留态度，但最终也都不得不承认，

中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确实在下降。事实上，亚洲开发银行几个月前在一份报告中也警告，亚洲可能出现“就业岗位危机”，中国这样的出口机器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已经下降。20年前，中国GDP每增长3个百分点，就业增加1个百分点，现在，则需要GDP增长8个百分点，才能让就业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有关部门也曾经进行过测算，揭示了同样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创造240万个岗位；90年代以来，由于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已明显减弱，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只能创造70万个岗位。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这是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新增企业大多数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都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但是，经济增长没有带来足够的就业机会，让人怀疑，这种产业升级是否太快了？产业升级过程是否存在严重的扭曲？

　　与印度进行一下比较，也许会有一些启发意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说，南亚，主要就是印度，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格局跟中国完全不同。这里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稍慢一些，但就业却在持续增长。

　　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在一篇文章中更详尽地比较过中印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产业结构看，中国主要靠制造业推动增长，印度则依靠服务业。过去15年，工业在中国GDP中的比例从42%上升到47%，印度远远落后，同期制造业产值比重维持在28%。但是，服务业在印度GDP中的比例从1990年的41%，上升到2005年的54%——中国服务业则要落后得多，从1990年的31%增长到40%。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为印度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就业岗位，这个中产阶级是印度的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基础。结果，私人消费目前占印度GDP的61%，远远超出中国的比例。

　　当然，印度领导人正在为其制造业所占比例过小而担心，但从中国的角度看，重要的教训也许是：高增长却不能带来高就业，则这种增长确实没有太大意义。经济增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就业这一环节，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才能为人们所分享。但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来看，中印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究竟哪一个更可取，实在需要理性权衡。

　　应当说，保持高增长本身也正是为了保证一定的就业岗位供应量。在中国，为达到维持社会稳定所需之失业率的增长下限一直比较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圈里多年来形成的共识是：只有当经济增长率高于7%时，失业率才不至于上升。在美国，则只需2%~3%。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向来较低。这与中国按照赶超战略设计其工业结构直接相关，这个产业结构强调重

化工业，而这种产业结构是排斥劳动力的。因而，80年代之前，城市现代工业体系甚至不能为其自然增长的人口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更不要说吸纳乡村人口了，“上山下乡”就是城市无法解决就业问题的转嫁政策。

　　80年代，这种局面有所改变，工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但到了90年代，就业岗位创造能力持续衰减。这肯定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主导、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直接后果。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政绩竞争，诱导地方为了增长而增长。很可能，无就业的增长是最为有效的短期内实现政绩最大化的增长模式，而为各级政府所青睐。由此形成的产业结构，对于等待就业机会的庞大人口来说，过于超前了。

　　可以说，中国面临的失业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不仅涉及经济结构，更涉及社会政治结构。在这种结构改变之前，将持续目前的无就业增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