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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难既不是扩招之过，也不是就业观念使然
大学生就业难在“一次就业定终身”和城乡、地区、行业间就业收益差距过大
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破局之策是取消户籍壁垒，允许大学毕业生在待业、择业、 就业过程中将其档案和户口在各地各城市之间自由流动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中国一系列就业难题中一道特殊的难题。大学生就业难究竟难在哪里？怎样化解这一难题？暑期临近，又一届大学毕业生即将身陷就业困局。大学生就业难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大学生就业难不能只看表象
许多人把大学生就业难的“源头”归结为高校扩招，认为正是扩招才造成了今天大学生的窘境。事实果真如此吗？从需求而言，我国对大学生还是有着旺盛的需求的。一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高层次人才；二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大学生还极度缺乏。从供给的角度看，我国的大学生人数及入学率也还是很低的。以2004年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为例，加拿大为580人，美国为520人，韩国为571人，而我国只有120人；按毛入学率计，1997年欧美等发达国家为61.1%，其中美国、加拿大高达80.7%。我国即使按2004年数字统计，也才刚刚达到19%；与我们同处亚洲的韩国为71.69%，泰国为31.92%。这都充分说明我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可见，扩招与就业难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目前还有大量的学者将学生不当的就业观念作为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包括：在城乡选择方面偏好大中城市，在地区选择上偏好东部发达地区；在就业部门与单位选择上，偏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在对就业与择业的认识上，存在“一步到位，终生不变”的观念，把初次择业看得过重等。
笔者认为，将就业难归咎于学生的就业观念，对大学生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在大学生供给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严峻的就业压力和就业刚性会迫使学生放弃那些阻碍就业的观念。例如在起薪方面，中华英才网的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期望报酬是逐年降低的。这显示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此时如果还有大量的学生死守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恐怕应该从“观念”的背后寻找原因了——这时起作用的已不是“观念”，而是“观念”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了。
大学生就业难之寻根溯源
对于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分析，不能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尤其是我国社会经济的二元特征——城乡二元结构、东西部地区二元结构、体制内与体制外就业二元结构等。有鉴于此，可以借用分析二元经济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动状况的托达罗模型来分析我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
在托达罗模型中，短期内乡—城人口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差异净值的增函数，即城乡收入差异净值越大，从农村向城市流入的人口就越多；反之亦然。
对于我国大学生来说，假设学生是一次性择业，考虑到我国二元经济的现实情况，大学生在就业时实际上存在着3类就业选择，分别是：第1类：在大中城市(或发达地区、东部地区，下同)体制内(如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就业，有就业城市户籍。第2类：在大中城市体制外(如民企、私企)就业，无就业城市户籍。第3类：在小城镇(或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就业。
在我们的分析中，三类就业的收益不仅包含工资收益，还包括户籍收益、社会保障收益，那么对于上述三类就业，有：
就户籍收益而言，如果在大中城市就业而没有该市户籍，要付出许多额外的成本，仅子女入学的借读费每年就要多负担数百至数万元不等，一直负担至少12年，所以有第1类就业的户籍收益大于第2类就业的户籍收益；如果到小城镇就业，其户籍收益也低于大中城市户籍拥有者，例如子女入学虽然不用额外负担费用，但子女接受教育的质量比大中城市差；第2类就业者一般户籍都迁回了原籍(多为中小城镇)，所以第2、3类就业的户籍收益基本一致。
就社会保障收益而言，由于行业性质、效益的差异，使第1类就业比第2类就业享有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范围和程度要高；而由于地方财力、管理规范化等原因，第2类就业的社会保障水平又高于第3类就业。
就工资收益而言，第1类就业的名义工资收益或会略低于第2类就业，但非社会保障性福利收益(如实物分配)、享有闲暇更多些，并且在体制外就业更辛苦，所以二者的实际工资收益可视为相等；而在大中城市就业比小城镇就业的名义与实际收入都要高。
将上述3种收益加总，可以看到，第1类就业的收益大于第2类就业又大于第3类就业。在一次性择业的背景下，这种收入差距会一直延续若干年，因此，大学生面临的第1类就业的累积总收益远远大于第2类就业，又远远大于第3类就业。
从而，对于学生来说，虽然第2类就业的成功概率大于第1类就业的概率，但除非后者足够小，否则仍是大于0的，学生会偏好选择第1类就业。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政府公务员的计划需要数只有8400人，而应届高校毕业生报考者多达38万人，报名录取比高达45：1，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均完全不成比例。
因此，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元经济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了大量学生对城市就业，尤其是对在大城市体制内就业的过度偏好。
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扩招和就业观念并不是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二元经济是导致我国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症结所在。从而，通过放慢扩招步伐或提倡学生改变就业观念的途径来解决就业难题是难有成效的，真正的关键在于缓和我国城乡分割、东西部分割、体制内外分割现状，切实缩小二元差距。
2、 高校根据社会需要改革教育模式、加强针对大学生的就业信息服务，对于解决因供需脱节和因信息不畅产生的就业问题也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作用不能高估。其一，两项措施主要是对解决第2类就业中的就业困难有效，由于第1类就业竞争掺杂了大量关系因素，使第1类就业竞争较多的偏离了能力学识标准，两项措施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其二，尤其对于改革教育模式而言，改革教育模式涉及到教育理念、师资力量、教学条件等许多方面的根本变革，这些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3、 当前缓解就业难题最为现实、最为迫切、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是拆除那些妨碍大学生就业的政策壁垒。户籍流动有助于淡化学生的一次性就业观念，有助于激励学生作出“先回乡再回城”的决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就业难的现状，但可以有效缓解当前大量学生淤塞在大城市求职的状况，并为不发达地区带来可贵的、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否则，城乡、东西二元差距还会由于小城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缺乏而进一步扩大，刺激更多的学生选择留在大城市寻工，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国家有必要考虑针对大学生取消户籍政策壁垒，允许高校毕业生在待业、择业、就业过程中将其档案、户口在各地、各城市间自由流动。
相关分析：大学生为什么不选择“多次就业”？
假设学生选择一次性就业，那么大城市、国家机关和大企业必然是首要选项。如果学生先到小城镇就业(例如1-2年)，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再回城就业，即现在所提倡的“先就业再择业”，或“多次就业”。此时学生面对的就业概率会上升，而起点工资也会更高，这样不是更好吗？但是在现实中，做出如此选择的毕业生是非常少的，这是为什么呢？
这之中，户籍制度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一直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人口缺乏流动性，即使流动，也具有很强的单向性(从大中城市流向小城市或乡镇容易，反之却很难)。资料现实，我国1994-2000年人口(带户籍)流动的比例均低于16.5‰。并且，其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升学户籍流动、从城到乡流动等。可见，我国的乡-城人口流动(带户籍)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户籍制度实际上使学生一旦将户籍迁到中小城镇，在短期内要再迁回大城市的概率是趋于0的。学生们预期到这一点后，在现期就不会作出回小城镇就业的选择，而是会高度重视第一份工作(至少是落户地)的选择，即一次性择业。
如果现期不能留在大中城市体制内就业呢？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先回乡再回城也不是好选择。因为这时反正没有户籍收益，但留在城市体制外就业，工资比回乡就业要高，所以先回乡再回城只会导致回乡期间的净机会损失。学生预期到这一点，现期会选择留在城市体制外就业，也不会是回小城镇就业。
就业概率与寻工时间是成正比的。寻工所花时间越长，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一次性择业观念，必然会使学生通过延长寻工期来增大成功概率。从而，在大四1年寻工期限内，偏好第1类(或第2类)就业的学生，除非达到就业目标，否则会一直尽力寻工。这也是虽然一方面就业形势“严峻”，但毕业前许多学生却并不急于签约的原因。这也进一步促使人们得出就业难的结论。
除了利用时间这个因素外，在一次性择业心态下，学生还会调动一切资源来寻找工作，包括利用关系资源竞争。就业竞争本来是学生自己应对的事情，现在父母、亲属等都被动员、参与进来(主要是第1类就业的竞争)。而体制内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许多学生必然会以失败告终。这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并引发寻租和腐败。
关系竞争使人才配置标准不再是学识、能力，而是关系网和活动能量，这使许多并不是最适合某一岗位的人上岗，导致效率的降低；同时，户籍问题使学生在就业时首先考虑的是某一职业是否属于体制内就业(有户籍)，而不是自己是否喜欢，这也会扭曲人才的配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周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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