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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郭晋晖
访谈嘉宾：
莫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杨伟国：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助理，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
刘晓军：微软亚洲工程院ATC招聘经理
孙筱萍：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校园招聘经理
2月27日，《第一财经日报》邀请了来自雇主、学校、政府三方的嘉宾，结合当前出现的就业新现象，共同探讨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对大学生如何应对就业难题提出了建议。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第一财经日报》：从“找一份好工作”的理想到“找份工作糊口”的现实，大学生们正在遭遇愈演愈烈的就业困难。调查显示，外企、国企、政府机关位列大学生就业意愿的前三位，占到总数的70%以上，但这三类单位吸纳就业的能力非常有限。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错位？
杨伟国：因为教育投资的结果，使得在收益层面上，要考虑到个人水平和保障之间的结合，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去外企、国企或政府机关，最终的收益应该是相等的。
可以看出，这个次序基本上是按薪酬多少来排列的。我们做过调查，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把薪酬看做找工作时考虑的首要因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大学生对薪酬的要求是偏高的，这说明我们的信息不对称，或者整个信息在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市场的流动没有国外更充分、更完善。
莫荣：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等，企业想的和学生想的差距比较大。这与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
大学毕业生中只有10%的人能进入政府或事业单位，绝大多数人都要进入企业，而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和模式与企业的需求有一定差距。这导致企业和学生彼此都感到不满意。学生在上学的时候，人力资本投入比较大，每年至少1万元，加上时间的付出，可能到6万元，甚至更高。但从企业来讲，学生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它就不愿意支付那么高的薪酬。所以我想，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如果不解决教育本身的问题，差距可能还会继续扩大。
刘晓军：我们每年要从上万份简历中寻找几百个符合我们要求的人才。中国学生有很多优点，比如他们都非常热情，甚至非常有激情，非常有创造力；在专业方面的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很多人的专业成绩非常优异，但学生的素质与像微软这样以创新为主的公司的要求还有一些差距。差距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与现在市场的发展不太吻合。我们观察到，学生学的内容可能是很多年以前的。
第二，学生往往偏重于课本上的理论知识，对真正实践经验比较缺乏，不管是软技能还是专业技能到底是什么，可能没有特别清楚的认识和了解。
第三，外语沟通能力。看到很多中国学生的简历上托福考到630分，英语通过六级，但真正到工作中，却不能有效地用英文进行工作，这是很大的问题。
如何看待“低薪时代”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大学生起薪过低的问题引起各方关注，媒体纷纷称，大学生的身价已经等同于民工。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
莫荣：现在大学生是高薪还是低薪，我不敢断言，在某一阶段，比如这拨大学生的工资比上一拨低一点，高一点，都是正常的。从整个劳动力市场出现的苗头来看，农民工的工资已经开始出现上涨的趋势，大学生是否遭遇“低薪时代”还值得讨论。
大学生低薪应该从供求关系来看。现在一个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同质性太强，但市场是要寻求差距的，我们为市场提供的人才并没有这种差距，这必然导致供大于求。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会导致薪酬发生变化。
刘晓军：现在的毕业生看重的主要部分是现金收入，但实际上，学生更应该看重加入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工作岗位将会提供什么样的培训，以及提供什么样的职业发展机会，怎样能够帮助你达到个人的职业发展目标。在人力资源领域，这些也是薪酬的一部分。
孙筱萍：收入的内容应包含很多，但是学生很难全面理解，所以学生到企业，或者企业到学校通过更有效的沟通渠道加强相互了解特别重要。
目前实习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实习能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企业文化、用人机制、薪酬体制。但现在很多学校没有一个有效的实习制度，有些实习过于形式化，时间过短。部分学生想方设法开假实习证明以敷衍学校。
真正的实习要给学生提供一个实习工作岗位和工作项目，需要学生至少能到企业工作3个月甚至半年，但我们的教育体制又不能给学生保证的实习时间，尤其是研究生，他们要在学校做项目，很难有大段的时间到企业去实习。
打开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通道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出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我们在调查中发现，70%的大学生将就业难的原因归在自己身上，认为是个人技能不足所导致的。还有一些大学生毕业之后，还去技校回炉学当技术工人。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
莫荣：德国之所以成为制造业大国，重要原因是它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相通的。中国面临一个经济高增长和第二产业高速发展的10年，这个时代制造业肯定会有很大的发展。而恰恰我们的教育没有这样的发展，或者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不能有效地沟通，这本身导致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出现比较大的偏差。
杨伟国：我个人认为，大学生就业难是社会各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在我国，学生的求学次序是非常明显的，从重点大学，然后普通大学，实在不行了才上职业学院。技术工人和技能人才短缺，最关键是现在教育的分等级或分先后次序的方式比较严重。
教育改革应尽快打开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通道，让学生能够进得去出得来。作为老师，应改变教育方式，尽可能地不让学生仅仅关心理论，而是强化与企业现实的联系，因为企业遇到的问题每天都是不一样的。
建立基层就业的补偿机制
《第一财经日报》：让更多高素质的人才进入技术工人行列，是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途径之一。现在还比较热的一个词是到基层去。最近，北京推出的“大学生村官”非常火爆，到基层去能否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什么？
莫荣：大学生当村干部的号召效应比实际效应要更好，因为村官毕竟是有限的。我们看到，在农村很缺大学生，号召大家往基层去，这是市场走向，因为都集中在一个地区竞争是不现实的。
政府需要做好制度性安排，为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环境；第二要薪酬上支持他；第三作为一项投入，要有相应的预期回报，比如优先入选公务员。
杨伟国：从政府层面来看，如果需要这个学生到你认为需要的地方去，政府应建立收益补偿机制。实际上，2003年政府扶持大学生就业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当然，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比较高技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应以自由流动机制为首要机制。
政府、企业、学校应承担的责任
《第一财经日报》：413万名大学生的背后是413万个家庭，以及这些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大学生就业问题事关重大。政府、企业还有学校三方，在促进大学生就业上应该做些什么？
杨伟国：第一，作为老师本身，在关键时刻应挺身而出，要进一步改进自己，提升自己；第二，学校要强化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尽可能了解企业的职位或对职业要求的变化，把这种变化及时反馈或传递到一线的教学单位中去，信息不对称是阻碍就业的很重要原因之一。
刘晓军：作为企业来说，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能够让学生更了解我们。我们举办假期讲座，还有和学校共同创办实验室，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加强学生对企业的了解。
孙筱萍：不管是国企、外企，还是私企，都应该把自己当做企业公民，把对下一代年轻人的培养当做自己责任的一部分，这需要很多公司一起努力，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跟学校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
莫荣：从政府的角度，应该把提高公共服务放在第一位，比如建立全国性大学生招聘网，消除大学生就业的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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