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蔚华：管理现代NGO等于管理上市公司

　　马蔚华 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 壹基金理事长，原招商银行行长

　　从2013年的6月中美两国首脑的庄园会晤，到2014年底的中南海漫步，中美两国正在构建一个新的大国的关系。中美之间这些年进行了多渠道、多领域的交流，但在公益慈善这个非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却很少。2010年巴比晚宴是最近一次比较有影响的交流，当时盖茨有一句话：“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当时很多的中国企业家受到触动，这就是一种交流的姿态。

　　中国的慈善文化可谓源远流长，自古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样的传统慈善意识，但真正有现代味道的机制化慈善事业，是近几年才开始的。

　　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影响比较大。早在100年前，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创建了协和医院、中华医学基金会。21世纪以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为中国树立现代慈善观念又向前推了一步。最近几年，发源于美国西海岸的社区基金会、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等也正在影响中国。

　　反观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尽管有“郭美美事件”的冲击，但也真正带来了公益慈善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当然它的背景是中国有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遇到成长的烦恼，比如环境、贫富差距。政府意识到解决这些成长的烦恼仅靠自己不够，必须靠全社会，靠公益慈善组织。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慈善发展不足，特别是制度上的缺陷。

　　中国企业家，无论是从过去对传统慈善思想观念的继承，还是向国际社会学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变得越来越强。这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非常好的基础，但也要中国各界认识到其中的差距。试想，如果我国有股权捐赠的完整制度，曹德旺的免税不成问题；如果有完善的公益慈善法律，牛根生也不见得到香港去成立慈善信托。

　　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的认同不够。我做了30多年的银行工作，当我卸任担任了15年的商业银行行长一职的时候，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出任壹基金理事长的邀请。真正当这个理事长，我觉得比我当行长要难得多。使我苦恼的是，做这种好事受到很多非议甚至攻击。

　　让我真正理解这件事，是在我研究了美国慈善历史之后。美国在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也曾遭遇过同样的经历，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公益慈善，让社会都认可，除了社会文化影响、自身的建设外，还要做好需要较长时期来解决问题的准备。所以现在我有信心去做这件事。

　　中国的公益慈善注入现代理念的时间虽不长，我们和整个国际社会一样面临着转型和创新，这种转型和创新在中国尤其重要。从政府主导到民间主导的转型，从精英给予到大众参与的转型，从道德高地走入公众日常的生活方式的转型。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国际趋势是向组织化、制度化、企业化的转化。我到壹基金当理事长以后，明确地把壹基金变成一个跟上市的现代化银行一样，有发展战略、客户经理制，有内审、外审，也有激励、约束和信息披露机制。

　　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公益组织，和管理一个上市企业非常相似，只是最终的目标不同。银行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一个公益慈善组织是追求社会效应的最大化，但他们的共性都是让管理的资金更低成本，更高效，更能惠及社会。

　　把公益慈善变成人人参与的行为，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捐多少钱，而在于整个社会将发生思想观念的变化。我们高兴地看到国务院在2014年对社会慈善事业的明确，在中国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