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索罗斯金盆洗手退休了。作为投资大师，他是和巴菲特并驾齐驱的人物，但我更喜欢他的另一面，作为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索罗斯。

　　当今世界，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亦正亦邪的人物了。他以一己之力，把英镑、卢布和东南亚金融弄得腥风血雨，被人视为阴险莫测的邪教教主。但一转身，他又出现在英美大报的评论版，指点欧元和美国经济的未来，成了苦口婆心、忧国忧洲的理想家。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行为在他的个人哲学和观念中却完全自洽。一言以蔽之，在金钱世界，就得遵循资本和投机的逻辑；在国际政治和社会领域，就得用理念来改变现实，用理想来感召庸众。在两个不同的领域把各自的原则贯穿彻底，全世界几无二人。

　　索罗斯多次强调，他的人生理想是哲学家，而非投资家。但是他的哲学理念，在学术界看来太浅，在投资界看来又隔靴搔痒。这也说明，再成功的强人，也只能靠权和钱来左右旁人。改变人的思想，那是他们力所不逮的。

　　就投资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理论甚至是有害的。有太多的经济学家和金融高材生，在市场的残酷博弈中出局，或者因为预测失败而成为笑柄。而索罗斯开口，金融高手们一般会驻足倾听。因为他的哲学是有投资业绩做背书的。过去二三十年的金融惊涛骇浪中，他是罕见的幸存者。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让无数高手惨遭淘汰，而索罗斯是少数从中获利者。

　　索罗斯的哲学，不光来自书本和抽象思考，也来自成长背景和直觉。他经常提到自己成长年代的两个侧面，一是从纳粹统治下逃生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另一方面则是哲学家卡尔·波普证伪理论的醍醐灌顶。在80岁高龄时，索罗斯把自己的哲学理念做了一个总结，将自己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的一系列讲座集结成书，即为《超越金融》。

　　在谈到金融市场时，索罗斯开宗明义地提出，他的理论，和经济学界主流的有效市场假说直接冲突。索罗斯认为，市场价格不光反映了基本面，更会影响基本面。这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理解“我们不光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下一次当你看到某某学者/官员/媒体在大谈GDP或金融市场时，请千万记住，这些言论不光在解读经济，也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至于其他精妙的启示，还是请仔细阅读索罗斯的哲学吧。

　　以下为《超越金融》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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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金融：索罗斯的投资哲学》，中信出版社2013年7月第2版。

　　金融市场是检验我的抽象理念的一个极好的实验室。金融领域事物的发展过程比其他大多数领域更容易观察。许多事实是定量的，数据也得到很好的记录和保存。检验发生的原因在于，我对金融市场的解释与有效市场假说直接冲突，而这一假说是现今金融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这一假说宣称，市场趋于均衡，偏离会随时发生，而且可归因于外来的冲击。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我的就是错误的，反之也一样。

　　1 我先讲一下将我的理念架构运用于金融市场的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市场价格总是扭曲其内在的基本面。扭曲的程度可能微不足道，也可能十分严重。这与有效市场假说针锋相对，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能准确地反映所有有效信息。

　　第二，金融市场不是仅单纯消极地反映内在现实，它也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影响其所应该反映的所谓基本面。行为经济学忽略了这一点。它只注重反射过程的一半，即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而没有论及错误定价对基本面的影响。

　　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对所谓基本面的影响可以通过若干途径，其中最常见的是杠杆的使用，包括债务杠杆和资产杠杆。各种反馈环会给人以市场经常是正确的印象，但是现行机制与流行范式的机制很不相同。我认为，金融市场有办法改变基本面，改变的结果可能使市场价格与内在基本面更相符。这与宣称市场总是准确地反映现实，并自动趋向均衡的有效市场假说形成鲜明对比。

　　我的这两个论点集中说明了金融市场所具有的反身性反馈环的特征。负反馈是自我纠正，正反馈是自我强化。这样，负反馈可引发导向均衡的趋势，而正反馈可造成动态的不均衡。正反馈环更有意思，因为它可以使市场价格和内在基本面都发生大的变动。一个完整运转的正反馈环，起初是向某一方向自我强化，但终于会达到极点或逆转点，此后它则向相反的方向自我强化。但是正反馈的过程不一定能走完；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负反馈终止。

　　2 我根据这个思路研究出了繁荣—衰退过程或称泡沫的理论。每个泡沫都有两个组成部分：现实中主导的内在趋势，和对这个趋势的错误理解。当趋势与错误理解积极地彼此强化时就引发了繁荣—衰退的过程。这一过程会在发展中受到负反馈的检验。如果趋势足够强大，能经得起检验，趋势和错误观念则会进一步相互强化。最终，市场预期变得与现实相差太远，致使人们被迫承认错误观念的存在。随之而来的是黄昏期，质疑声越来越大，更多的人失去信心，但是主导的趋势在惯性的作用下仍在继续。像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说的：“只要还有音乐，就要起来跳舞。我们还在继续跳。”最后终于到了趋势的逆转点，然后它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自我强化。

　　遵循这一模式的泡沫会经过几个明显的阶段：（1）发端期；（2）加速期；（3）被证实的检验中断又进一步强化；（4）黄昏期；（5）逆转点或极点；（6）加速下跌；（7）在金融危机中破灭。

　　每一个阶段的长短及强度很难预测，但是阶段的顺序有内在的逻辑，所以阶段的顺序可以预测。但顺序也可能由于政府的干预或其他形式的负反馈而终止。

　　3 有一点很重要，即应该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格扭曲都是由于反身性造成的。市场参与者不可能用知识来决策——他们必须预测未来，而未来情况如何取决于他们尚未做出的决定。那些决定是什么，其影响如何，不可能被准确地预见。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被迫要做出决定。如果能估计正确，需要知道所有其他参与者的决定及其后果，而这是不可能的。

　　理性预期理论试图回避这种不可能，它假定只有一种正确的预期，而且人们的看法会围绕这一预期聚合，以此来绕过不可能性。这种假定在现实中没有基础，但却是目前大学里讲授的金融经济学的基础。实际上，参与者们必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定。他们的决定肯定是临时性和有偏见的，这是价格扭曲的基本原因。

　　有时价格扭曲会引发繁荣—衰退的过程，但更经常的是它们会被负反馈所纠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波动是没有规律的。我将其比作是在游泳池里溅起的水花和海里的浪潮，显然后者更巨大，但前者更普遍。这两种价格的扭曲往往混合在一起，所以在实际的繁荣—衰退过程中很少完全遵循我的模式。按照我描述的模式发展的泡沫现象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发生，但其力量和影响极大，可淹没与此同时存在着的所有其他变化过程。

　　4 这些一般性的说明为解释最近的金融危机的特定假设奠定了基础。尽管假设不是用演绎逻辑从我的泡沫理论推断而来，但两者是休戚相关的。

　　5 我的分析为所需要的监管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线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鉴于市场有产生泡沫的倾向，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责任防止泡沫变得过大。艾伦·格林斯潘等人已明确地拒绝承担这一责任。格林斯潘说，如果市场不能识别泡沫，监管者也是如此，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无论如何，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承担此项职责，即使明确知道他们不可能在这过程中不犯错误。但是他们可以从市场的反馈中受益，知道是做得太过还是不够，然后对错误进行纠正。

　　第二，为了控制资产泡沫，仅控制货币供给是不够的，还必须控制信贷的可得性。这不是仅靠货币途径可以做到的，还必须采用信贷控制。目前所知的最佳控制办法是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

　　监管者也许还需要发明新的办法，或者重新起用已废弃的一些办法。比如，很多年以前，我在金融界工作的早期，中央银行会指令商业银行限制对某个经济部门的借贷，如房地产或消费者贷款，因为他们感到那个部门发展过热。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那是对市场机制的粗暴干涉，但他们错了。当我们的中央银行曾经这样做时，没有危机可谈。中国的监管机构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银行业的控制要好得多。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其央行[微博]（中国人民银行[微博]）必须保持的存款额增加了17倍，而监管部门扭转方向时，他们也欣然服从。

　　第三，鉴于市场的潜在不稳定性，除了影响市场个体参与者的风险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风险。参与者们可能会忽视这些风险，认为他们总是可以将头寸转手给别人，但是监管者不能忽视，因为如果太多的参与者这样做，会出现斩仓引起的间歇波动，或在更坏的情况下引起崩溃。监管者必须关注参与者的仓位，以发现潜在的不平衡。这意味着，所有主要市场参与者，包括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都需要被监测。某些衍生品，如信贷违约互换和触碰失效期权等，尤其易于制造隐蔽的不平衡，因此必须被监管，而且适当时应被限制或禁止。合成证券的发行，就像普通证券的发行一样，需要监管部门批准。

　　第四，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市场的运转是单向的，不可逆的。监管机构在实施防止系统性崩溃的职责时，实际上是对所有“太大而不能失败”的机构做出了默许的担保。只要这些机构仍是太大而不能失败，就不可能放心地撤除这种担保。因此他们必须实施监管，以便不需要进行此担保。“太大而不能失败”的银行必须降低杠杆率，并且接受对储蓄者的存款如何使用的限制。存款不应被用来做自营交易。监管者还需要走得更远，必须监管这些自营交易者的补偿方案，以确保风险与回报相匹配。这也许可能将自营交易者推出银行而进入对冲基金，那是他们本来应在的地方。

　　正像运油船分成不同的舱以保持平稳，不同的市场之间也应设有防火墙。也许像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那样把投资银行业与商业银行业分开不太实际，但必须有内在的机制，将各种市场中的自营交易彼此分开。一些已经形成准垄断地位的银行，也许必须被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