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能否追寻孔子的“不忍”？

　　按语：这是个“小时代”，宏大叙述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看到《一个有思想的行动者—陈越光NGO讲演集》这本有些“宏大”的书，我原想此书必枯燥，翻翻，且看有哪些行动，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从头读到尾。此书不仅不令人生厌，反而好读易读，因为给出的思想都是“个人记忆”和“细微记忆”，暗合《论语》。从该书不同章节节选部分段落，竟组合成一篇文章(段落后标明节选的页码和演讲的时间)，主题又契合这个时代看不见却又正在发生的大转变。

　　撰文：陈越光

　　陈越光   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中风行过北岛的两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一看，墓碑都是无字碑，通行证却到处打折批发。不要说中国的假药、毒奶粉、地沟油了，华尔街的高官造成全球那么大危机，还在拿纳税人的钱发高额奖金！ 

　　问题在哪里？这是一个个人扩张的时代，又是一个大写的人消失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说“我是一个人”，代表了人的尊严；今天说“我也是一个人”，则往往意味着人的苟且。(P.168，2011年12月)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同孔子所处的时代有相近之处。孔子所处时代，一方面是“礼崩乐坏”，道不行天下，近千年的文化传统要丢失，怎么办？现实令孔子有一种不忍、不安之情，不忍文化就此衰败和完全摧毁。他有一种信念，对中华民族从殷商以来所建构的文明有一个基本的、内在的肯定，相信这种文化可以不彻底改变方向而延续、发展，于是他从整理文化入手。我们今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孔子当时的心情有一致的地方。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走到哪儿去？于是我们有一种危机感，但不忍中国文化从此衰败，相信中国文化有力量在未来世界中继续向前走。(P.136，2000年9月) 

　　2500年前，有人问孔子的弟子子贡，您的老师孔子是拜谁为师学习的呢？子贡回答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就是说，周文王、周武王所代表的道义、传统并不是掉在地上不见了，而是在人民中间，所以，孔子在人民中间到处都可以学习我们民族的创造精神和文化理念。孔子距周文王的时代大约500年，可见精神愿景和价值观是可以跨时空传承的。(P.21，2008年3月)

　　我们追寻的这个现代化的潮流，到底与我们的本土化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所思考的问题，在这个世界潮流中，难道就没有东方文明的影子吗？从历史上看，这个潮流的兴起也就是三四百年的时间。难道三四百年的时间，就可以把人类历史几千年的进程中所积累的东西抛弃吗？(P.24，2000年6月) 

　　当今时代，不光在中国，在欧洲、美国也一样，都是消费主义的时代。思想正在退却，终极关怀正在像个人兴趣爱好那样成为纯粹是个人的事情。这是一个个人急剧扩张的时代，又是一个个人正在消失的时代，大写的人正在消失。一方面，私欲膨胀，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个体的欲望出发，在欲望和欲望的交换、欲望的追求和欲望的满足过程中消磨人生；另一方面，我们其实既不知道自己是谁，又不知道幽灵般漂泊的我，在哪里安身立命。这意味着什么？当问题出现了，我们的问题的背后，寻找方法。可是在方法的背后，你却不能去追问思想，不能最终回答人类到底要干什么？不能最终回答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外部世界无论多么巍巍壮观、不可一世，都有它脆弱的一面，当外在的依靠崩溃了，你最后的一块基石，就是在终极关怀上。人类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和危机，对挑战的回应以及新的观念的确立，都是在最后这块基石上人站住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他的学术是“为己之学”。(P.40，2009年2月) 

　　我衷心希望，等到本世纪结束时，人们不是用一种技术或经济的概念来命名我们的21世纪。我希望，21世纪是一个人文复兴的世纪，一个文化的世纪，一个用人的精神来命名的世纪！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本来是为人服务的工具，是人的两只手，但在这200年的历史中它常常异化为人的主宰。这两只手居然常常要举起来打自己的脑袋！所以，在新世纪里我们应该像保护母亲河，保护森林，保护湿地一样来保护我们的文化资源，保护我们的人文情怀！(P.159，2001年2月) 

　　历史前进的脚步是由现实主义决定的，但历史前进的方向却是由理想主义决定的；所以历史的选择是现实主义的，历史内在的精神是理想主义的。(P.207，2009年7月)

　　引领，最重要的是思想引领。以社会运动理论来看，在影响力上，权力、资金、思想三者的强度与持续度、深刻度成反比。因此，只有先成为思想变革的引领者，才能成为行业的引领者。(P.3，2013年12月) 

　　最近对企业家“读书热”有很多说法，在网上看到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文化建设的最有创造性的阶层，将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企业家。李泽厚说这个话以后，有人解读说是因为企业家群体已经获得了财务自由。要说财务自由，企业家历来都是比其他阶层更具有财务自由的，为什么以前没有承当文化建设的重任呢？现在有什么特殊原因呢？在我看来，企业家以业余研究者的身份，能在思想文化建设中起到某些专业研究无法起到的作用，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当今中国的社会阶层在发生变化。传统中国社会，由血缘凝聚成的家庭为社会基本细胞，而家庭和家庭之间的社会组织者是谁呢？是绅士，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知识分子。上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形成党国体系，传统的绅士被消灭了，个人从家庭中走出来了，所谓的知识分子边缘化了。党国体系下唯一的社会组织功能承担者，是党的组织。但是当“文革”以后，随着意识形态退潮，随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日益扩大，党的组织对社会基层的组织功能逐步弱化，传统的血缘力量在恢复，企业家的社会组织功能开始显现。而且，中国的就业人员约八成在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大多为家族式企业，所以，血缘的力量和企业家的组织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结合的，这就更加有力量了。当今社会上，企业家是最有自我主体意识的，所以，企业家形成“读书热”，关注宏大话题，关注社会和历史问题，甚至关注学术思想问题，都是企业家阶层作为新的社会组织者自觉意识的表现。 

　　第二个原因是企业家们对思想文化建设的参与，可以出现学术的非体制化。学术研究的体制化，是由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行政化，以及经费等研究资源的体制垄断所造成的。为什么企业家的参与，可以使学术研究从体制封闭的壁垒中走出来，实现研究资源的多元化、学术的非体制化呢？我们来看投身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条件需求：第一是要有持续的兴趣；第二是要有知识储备；第三是要有学者共同体的认可与交流；第四是要有谋身的学术平台，在这里获得身份和身价。今天，对于企业家群体来说，互联网解决了第二个需求条件；各种各样的读书会、论坛解决了第三个需求条件；企业家的财务自由和民间文化基金会、民间研究机构解决了第四个需求条件；只要加上一条：求知的兴趣和欲望，企业家就可以脱离体制而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了。所以，在文化建设中身份“业余”的企业家们也就可以使被体制压抑的思想文化研究别开生面，创造多元化的格局。 

　　第三个原因可以说是我们处在大的社会转型之际，也必然是思想变革的前夜。普遍观念决定社会行动，社会行动影响普遍观念，这是我们思想史课上的常识。大时代就是大思潮兴起，大变革来临。大时代不一定是伟大的时代，更不是太平盛世，盛世从来不叫大时代。鲁迅说所谓大时代，不是生乃是死。这才惊心动魄呵！在大时代大变革中的新思潮，往往不是在主流和专业之中产生的。代表未来思潮的东西不可能在纯主流和纯专业中产生，因为在那里体制的压力太大，传统的力量太强。所以政界、商界、学界有一个通则，叫作：站在主流中，是看不清未来的！(P.200-201，2014年1月) 

　　我们确实深深感到个人太渺小了，太无能了，也太无奈了。于是，似乎我们能做的，就像大仲马借基督山伯爵之口说的：在上帝还没有给人类新的启示时，人所能做的只有期望和等待。但是……一种内心的声音告诉我们，当我们在等待历史的时候，历史也往往在等待我们。这种声音又提示我们，人是有责任的，至少思想是你的责任。(P.188,200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