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做到让爸爸（王永庆）在天堂看到我说：“文祥你做得不错，我对你很满意。”

　　口述_王文祥整理_本刊记者赵芃

　　美国JM泉恩集团董事长王文祥站起身来，热情地与本刊记者握手寒暄，然后，腰板笔直地坐了下去。在接下来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这个喜欢整洁的男人谦和、友善，有问必答。摄影师给他拍照时，希望他做一两个放松的姿势，但他只会昂首挺胸。他不是紧张，而是自小家教使然。

　　他是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的次子。王永庆有三房太太，王文祥是二太太杨娇所生，他有一个亲哥哥文洋，三个亲姐姐贵云、雪龄、雪红。中国老式大家庭从来都伴随着矛盾，王家也是如此。王文祥童年时，父亲娶了三娘，母亲就带着他和姐姐去美国住了多年。因为没有立遗嘱，父亲过世后，二太太的几个孩子大都没有参与台塑集团管理。如今，二房、三房的子女也不会聚起来吃一顿团圆饭。

　　采访中，我们明显感觉到，王永庆的为人处世深刻影响了自己儿子的人生观。出于子为父隐的传统，王文祥试图理解父亲对婚姻的态度，但他毕竟认为父亲的做法是不对的，“我觉得丈夫要对妻子相当疼爱，而且绝对忠心”。

　　王永庆以间接方式影响幼时的王文祥

　　我9岁时妈妈带我离开台湾去了美国。妈妈离开是因为知道爸爸有了三房。

　　我妈妈是1946年嫁给爸爸的。在台塑还没创办之前，我爸爸做过米、砖头、木材生意，带过很多工人回家吃饭。我爸爸觉得，用心待人就要请人到家里吃饭，让自己的太太煮菜。那时候还没有冰箱，我妈妈一天要跑三四次菜市场招呼客人，一天要煮好多份饭。他们一起创办的台塑，辛辛苦苦熬了很多年。妈妈虽然是个家庭主妇，但她有一种特别的智慧：她特别会看人。爸爸常常带一些生意伙伴和新任主管回家吃饭，晚上爸爸就会问妈妈的意见，觉得这些人怎么样，是否可靠。

　　妈妈小时候家里很穷，外公有很多小孩，因为养活不起，就把我妈妈送给别人做了养女。她十几岁就到日本官员的家里做秘书和管家。她对数字很敏感，很小就学会了管钱和处理家庭事务。我上小学时，妈妈一直辅导我做功课。妈妈上学不多，我大姐、大哥上小学的时候，妈妈还到外面补习，然后再教小孩子。

　　因此妈妈尤其不能接受爸爸有了三房，心里面对他非常失望。同时，她又觉得男人还是应该专心做事，倘若家里不和，爸爸可能会更辛苦，因此妈妈毅然选择离开。爸爸其实不希望妈妈离开，一直坚持让她回去，但妈妈不肯。因此到美国之后，我们在生活费用方面被限制得很紧张，我们在美国买的第一套房子都是拿我大姐和二姐结婚收到的红包做的抵押。爸爸给三姐雪红零用钱都要报账，但他会给我钱，而且不用报账，他比较重男轻女。不过，他对女孩子要求比较低，对男孩子的要求就很高。

　　那段时间妈妈过得很节俭、很辛苦，她懂得忍耐。她不会讲英文，就只能待在家里，出门要跟人比手划脚。后来我们发现，家后面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个台湾家庭，那家的主人是位牧师，牧师的妈妈虽然比我妈妈大十岁，但她们成了朋友，那家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你可能觉得我爸爸限制我们的生活费用有点不尽情理，可你要了解一点，我爸爸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人，他对自己也是这样子，不是他特别要对我妈妈这样。

　　我那时候还小，但也觉得爸爸有别的女人是很不健康的事，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还要在外面有别的女人。可是在那个年代的台湾，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我爸爸生意上往来的朋友也几乎都有几房太太。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减少。

　　我一直觉得爸爸和祖母是非常信任和欣赏妈妈的。爸爸赚了钱之后投资，买金块给祖母，祖母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妈妈保管。我妈妈进门之后就很照顾我祖母。妈妈离开台湾的时候，祖母已经八十几岁了，还三次到美国来要请妈妈回去，我妈妈仍然不肯。

　　因为很早就离开台湾，我从小的成长环境并不复杂。我妈妈是个很温和的人，非常疼爱和关心我。我们出国后，家里基本上只有妈妈、三姐雪红和我三个人。因为妈妈待人热情周到，王文渊、王文潮到台北读书的几年里，都是我妈妈照顾，我们在台湾的亲戚来美国时都是住在我们家里。在哥哥姐姐中，我与三姐最亲。我们年龄最相近，常常会在一起。我们俩都喜欢旅游，有一次我们攒了一些钱，就带着妈妈一起去欧洲，住那种最便宜的经济旅店，没有独立卫生间，可是我们玩得很开心。

　　后来雪红回台湾做事，1988年我也回到台湾的工厂，妈妈才放心回到台湾。那之后也是我们住在一起。但我妈妈的财务状况好起来是在1991年之后，因为那时候我二姐雪龄创办的大众电脑上市了。后来雪红的宏达也做起来了，妈妈的日子就又好了一些。

　　妈妈是连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情感的纽带。她还在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会常常聚在一起。现在我们规定一年聚两次，一次是在妈妈的生日，我们会到爸爸妈妈合葬的墓地去祭扫，另一次是圣诞节。

　　王永庆让自己女秘书做王文祥女朋友

　　其实，到了美国之后，我见爸爸的机会也不少。1983年，他在美国买下一家公司，就是我现在管理的JM公司。在这之前他常常到美国，之后来得就更加频繁了，一年间会有很多次。我三姐也常常跟爸爸通信、写传真。

　　爸爸只有两个儿子，大哥文洋比我年长14岁。爸爸要求儿子们必须都到工厂基层锻炼，因为我们是做生产企业的，如果自己不亲自下去做事，就不会懂得工人的心态，工厂的管理你不亲自去摸索，你不会了解的。我大学一毕业就到工厂做了一年多的三轮班。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但爸爸严格地教导我，要比别人多做一些。别人上班8小时，我要工作10个小时，别人做5天半，我要做6天，甚至要帮忙打扫厕所。

　　在我还只有五六岁的时候，爸爸就带我去看工厂，特别是星期天。我从小就觉得爸爸是我的英雄和偶像，所以爸爸做这个，我也想做这个，小孩子的想法是很单纯、很天真的。我看爸爸很辛苦，就希望自己能够为公司出一份力。我哥哥博士毕业后回公司，也是从工厂做起，对此我们也不会有抵触和抱怨情绪。

　　1990年，由于李登辉主张戒急用忍，爸爸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美国公司。几个月后他把我也调了过去。那一年多，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哥哥姐姐们十几岁就出国留学了，只有我一个人跟爸爸这样每天待在一起，每天都和他见面、谈话。

　　那时候爸爸在美国的朋友很少，不是很忙。因此，他每一天都至少用两个多钟头教导我。尽管我必须要和三姨住在一起，但还是觉得非常难得。妈妈虽然担心我，但还是要我跟爸爸好好学习。

　　当时我二十四岁，有一天爸爸突然问我：“你有没有女朋友？年纪也不小了，该结婚了吧？”我没有当即回答，他马上就说：“我这个秘书蛮漂亮的，我让她嫁给你好不好？”我吓了一跳。其实那时候我正在跟现在的太太恋爱，我说我有女朋友。爸爸就说：“那很好啊。你是不是把她请来让我看看？”爸爸眼睛很利，他觉得女孩子首先要心地善良，能照顾丈夫、帮助丈夫。我圣诞节把女朋友带到家里，隔天爸爸就说这个女孩子好。他并不要求孩子找门当户对的伴侣，但很看重儿媳的文化教养，有能力自己独立上班做事，不依靠家庭。

　　在我印象中，我们家里只有我大姐贵云一个人是经过相亲结婚的，其余的都是自由恋爱。除了婚姻，我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的学业和工作也没有特别的要求，我们可以自主选择学科。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们诚实做人，要懂得怎么吃苦，一定要追根究底，做事要勤奋、用心。这些是他的原则。最终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还是都做了企业经营，这可能是因为遗传了爸爸的DNA吧。

　　王文祥跟严父王永庆一起吃饭会觉得紧张

　　我到JM公司之后，公司总部由于加州税法的问题要由西部迁往东部新泽西。很多员工和主管不愿意搬家，人员流失严重，所以我们几乎是重新开始。我开始做一些文案工作，做总经理助理，后来就做业务和销售，一直做到业务主管。那时候我一年的薪水是36000美元，在美国的同等职位中，薪水算很少的。一直到1993年，爸爸又在美国成立了另外一家下游加工企业，需要把JM的总经理调到新的公司去，我才做上了JM的负责人。在此前，他安排我经历了每一个职位。即便如此，我接管公司的时候还是没有总经理头衔，薪水也没有涨。

　　1993年，我与太太范文华结婚。我太太婚后在花旗银行工作，我们一同养家、养小孩。那些年我们俩合起来每年赚大约7万美元，过着中产水平的生活。

　　1993年之后的7年时间里，JM营业额从两亿美元增长了5倍。爸爸看到这样的成绩，才终于给了我总经理的头衔。

　　爸爸很少称赞人，特别是自己的小孩。台塑企业里有一本月刊，有次他在月刊中称赞JM公司在美国销售量之大堪比日本全国的塑料管道供应量。这就算是非常大的表扬了。通常爸爸没有批评的话，就表示做得很不错。他唯一一次当面称赞我是在美国的时候，他也只是说：“文祥，JM做得还可以。”

　　我爸爸是个重视传统的严父，我跟他一起吃饭会觉得很紧张。他很注重我们开口讲什么话。因为圣经里讲，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你这个人。所以有时候有人讲错话，爸爸会马上纠正，不留情面。但他也有笑的一面。在美国那段时间，晚饭后，有时候我们会到房子楼下唱卡拉OK。他很会唱歌，也喜欢听我唱。

　　我爸爸身体一直很健康，那时候我们觉得他应该能活到100多岁。他的去世让大家都很惊讶。他突然说想去美国看看，然后就在那边辞世了。他去世的时候没有立定遗嘱。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可能三房那边对我爸爸的影响很大。

　　王永庆365天都在做事，从来没有休息过

　　爸爸赚钱的动力就是要把企业做好，要照顾别人。他做人的观念就是要吃苦，赚的钱一定要再投回企业，把企业做大，养更多的人，造福社会。他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享受，一年365天都在做事情，从来没有休息过。他的企业就是他的生命，他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但爸爸妈妈都很大方。妈妈自己没什么钱的时候还会捐东西，有客人来家里，她总是做最好的给人家吃。台湾有亲戚到美国，妈妈一定会买鱼翅给大家吃，但她自己不吃。我觉得她给予人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喜乐。我爸爸妈妈做人做事的原则实际上是非常相近的，只是一个是在企业和社会里面，一个是在家庭里面。

　　爸爸做了很多慈善事业，包括建立长庚医院。王长庚是我爷爷的名字。我爷爷是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他过世的时候对我爸爸唯一的嘱托就是，要他带上全家一起去教会。那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爸爸每个礼拜天都开着吉普车载着祖母和我们小孩子去教会。但其实那时候我只是“星期天的”基督徒，直到2005年我被诊断出患了第四期鼻咽癌。

　　2005年10月31日，我用筹了两年的钱跟台塑美国公司签下正式合约，买了JM公司。10天之后，我就接到了诊断结果，此后5个月，我都没有办法进公司。

　　爸爸知道消息之后写了封信给我，他说：“公司虽然重要，可你的身体更重要。你要好好疗养，听医生的话，不要担心公司的事。我可以先把公司买回来，等你的病养好了再给你做。”可我觉得自己的公司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希望，我决定不放弃公司。

　　第四期鼻咽癌的生存率只有20%。医生告诉我诊断结果之后，我跪到地上问神：“我不是个坏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那时候我才40岁，大儿子10岁，女儿7岁，小儿子不到6岁。我走进女儿的房间就哭了，我跟她说：“爸爸可能没办法看你长大成人嫁个好人家了，我很对不起你。”在香港治疗期间，我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那时候我感到自己跟主走得很近，体会到主的爱跟力量。我妈妈原本每天祷告20分钟，那时候为了我每天祷告4个钟头。大姐、二姐、三姐、台湾的好朋友、美国的好朋友，一大堆人都来看我。所以人活在世界上，你爱过什么，被谁爱过，是最重要的。

　　我太太在我没有患癌症之前并不是基督徒，可是在我治疗期间，她看到我克服癌症病痛的状态，也开始相信基督。我经历了195个小时的化疗和37次电疗，但那时候我还能每天跑三四公里，能每天跟太太出去吃饭。

　　治疗结束后，医生跟我说，我可以坐飞机了，我马上就订了隔天的机票回去看我爸爸。他见到我并没有特别说什么，只是脸上的表情特别释然。

　　现在我依然每天早晨都会读《箴言》，以准备面对一天的困难和挑战，晚上则读《诗篇》来自省。

　　你可能会说，你爸爸是基督徒，但基督的教义是要求一夫一妻的，他娶了几房太太，不是违背了基督教义吗？对呀，可是人都会犯错。谁没有错呢？谁是十全十美的人呢？

　　有了小时候的经历，我觉得丈夫要对妻子相当疼爱，而且绝对忠心。因为两个人结婚之后是一体的，要做最好的朋友。而且我觉得多一个女人蛮麻烦的。我很注重家庭，我觉得对小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花时间和他们相处，所以我们家到现在平均一周有5天在一起吃晚餐，星期天一定是家庭时间。我常常在周末跟大儿子打网球，陪女儿打高尔夫，或者带他们去公园。

　　我自己的孩子也不会大学一毕业就进入我的公司工作，他们要到外面去打拼，多吃一点苦头，磨练个四五年、七八年。如果他们愿意回来企业里工作，能够对公司和员工有贡献，我很欢迎，但只有做到一定成就，才能够回来。就像我爸爸，他也是希望自己的小孩长大可以独立，不一定要靠家庭的事业。台塑企业很大，如果每一代人都在台塑工作，将企业发扬光大很好，但孩子们自己出去创业带来的社会贡献和创造的社会财富可能会更大。而且在自家的企业工作，多少会受到别人的保护，而人都是要先苦后甘的，要出去闯闯，才会更快成长，人才会更强壮。

　　我觉得我能做我爸爸的儿子很有福气，我这几年到了国内之后才知道人们对他多么佩服。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做到让爸爸在天堂看到我说：“文祥你做得不错，我对你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