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骆家辉成为第一个主要用经贸来定义其工作的美国驻华大使？

　　记者 王烁 黄山

　　一年前的6月3日，财新《新世纪》在美国使馆专访了上任不到一年的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一年后的9月19日，与当初访问地点仅一墙之隔，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了履新仅一月的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Locke)。一年前的陈设原封未动，只是挂着历任美国驻华大使肖像的墙上多了洪博培。

　　一年间，中美关系目睹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见到了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中国的访问，更重要的是，因2010年1月美国对台军售导致的两军关系中断也得到了恢复；两国因美国关于南海航行自由事涉美国利益言论引发的争端，也随着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的建立，而有所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年以来未节外生枝。一言蔽之，采访洪博培时两国关系刚经历的那个“寒冬”，已让位于更正常的两国关系。

　　但更多的变化，也许来自看似不可逆转的两国时运——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其3.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提升了中国的位势与权重；但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似乎在回应两国所处的截然相反的时区：深陷债务囹圄，其主权债务评级遭史上首降，极具黏性的高失业率，加上华盛顿的极化政治，使理性政治愈发艰难。

　　这个时候履新的骆家辉，自称“中美关系处于两国建交以来最好阶段”。很多人不同意他定的这个调子。好在，他不用像其前任，动辄骑着永久牌自行车前往中国外交部听中方的抗议。

　　“新箱体时代”的新人选

　　骆家辉8月14日在抵达北京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时表示，作为中国移民后代来到北京出任大使，令他感到“既谦卑又荣幸”。对骆家辉这位中国移民的后代而言，回到其父母的出生地，不啻为一种莫大的荣耀。中国民众也因此对骆家辉也有热烈的期望。

　　略微翻阅一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历任驻华大使的履历，可以发现，除1991年至1995年的芮效俭(Stapleton Roy)出身外交官外，其他都是非外交官出身。芮效俭的后任尚慕杰(Jim Sasser)任职前是田纳西州参议员。之后的普理赫(Joseph Prueher)则出自行伍，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其后的雷德(Clark Randt)，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驻华大使，是布什总统的大学室友，也是位法律专家。而洪博培履历与骆家辉有些相像，之前也担任过州长。

　　这些大使卸任后大多走向退休。洪博培年富力强，正参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驻华大使近两年的生涯，并未给其在美国国内政坛带来任何额外的政治资本。与近来中国驻美大使多走向外交部长完全不同，美国驻华大使往往是这些人公职生涯的最后一站。

　　两国外交关系政策制定过程不同。美国驻外大使，往往非职业外交官出身，而其对外政策制定的驱动力总是来自华盛顿。对华关系首要的政策制定者是白宫，通过直接向总统汇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次是国务院相应部门。不过，在奥巴马更换外交班子，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管杰夫·贝德、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离职后，谁在影响和主导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现在还未厘清。根本原因在于，虽然中美关系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但在奥巴马的日程表上不见得在前列，远远排在重振经济、谋求连任之后。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数十年来“箱体运行”，既难以突破上缘成为战略伙伴，也不会跌破下缘进入遏制状态。今天的中美关系仍在“箱体”当中，但有了新内涵：意识形态化色彩渐淡，大国间竞争色彩渐浓；双方长期保持竞争，但均有意愿就具体议题择机合作。

　　美国驻华大使固然对双边关系政策制定影响有限，但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确是中美关系“新箱体时代”的一步好棋。

　　中国面孔

　　作为美国派驻中国最高行政官员的骆家辉，其华裔身份的东方面孔，天生给了国人好感。而对其引发的议论，从他还在出发前往中国履新的途中就已经发生。

　　西雅图机场“背包客”独自购买咖啡的形象，似乎是近一段时间来“骆家辉热”的开端。显然，骆家辉对他在中国普通民众中掀起的这股超人气感到有些意外。“我并未意识到有人在拍摄我和我女儿(在西雅图星巴克独自买咖啡)。实际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美国政府官员都很随意，同时我个人也非常享受自己干活的乐趣，这是我的风格。”骆家辉在专访中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乘坐经济舱出席大连夏季达沃斯，则使骆家辉继续成为“话题大使”。“美国政府的规定是，如果飞行旅程超过12小时，并且议程安排在着陆后几小时或者次日，那么才允许乘坐商务舱。我在担任商务部长的时候，一般都是乘坐商业航班和经济舱。当然，如果自己出钱，乘坐商务舱与否是你个人的决定。”骆家辉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

　　骆家辉的一席话，印证了财新网一篇题为“骆家辉1997年首次访华小记”的博客文章中的记述——“骆州长抵沪时，接州长的车队直接等候在停机坪。外办的官员和我在机舱口等了老半天，旅客都快下完了，才见骆家辉出来。原来他坐在经济舱的后排。”

　　经贸领先

　　骆家辉显然很享受与中国民众的蜜月期。但这个阶段终将过去，骆家辉面临的挑战才真正检验大使生涯的“成色”。

　　经贸确定无疑是两国既有意愿又有空间合作的主题，也是骆家辉着力用来定义大使生涯的关键。

　　随着奥巴马政府将创造国内就业岗位作为剩余任期最优先的事务，而包括贸易、汇率以及投资政策在内的两国经济关系，又与美国就业岗位的增减消亡息息相关。可想而知，当骆家辉表示帮助总统增加美国国内就业岗位是其大使任内最重要的任务时，没有任何人会抱以怀疑。

　　巧妙的是，骆家辉并非一味将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增加国内就业作为有利于美国单方面的动作，“美国人有越多的工作机会，他们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他们就有更大的购买力来购买来自中国的商品。同时，向中国销售更多的‘美国制造’，有助于实现中国政府实现平衡经济、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并满足中国民众对高质量商品的需求。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大使有一些驻在国元素——洪博培收养一名中国孤儿，骆家辉身为华裔——从来是锦上添花，但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绝对不只是这个原因。

　　与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洪博培相比，骆家辉的中文尚属起步阶段，但在贸易领域，骆家辉称得上是“中国通”。在他1997年至2005年担任华盛顿州州长期间，该州对华出口翻番；在2009年加入奥巴马政府前，他在西雅图一家法律公司担任亚洲贸易顾问，主攻中国与政府间关系。作为商务部部长，他是奥巴马旨在到2015年实现美国出口翻番的“出口倍增计划”的忠实拥趸，并专注于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及美国企业在华利益等议题。进一步突出中美关系的经贸元素，骆家辉出任大使可谓得其人。

　　9月20日，在针对中国美国商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骆家辉宣布，为了增加双边贸易和投资机会，将带领五个分行业的贸易代表团在明年走访中国新兴城市，以便帮助中国公司和企业家更好理解在美国投资设厂、开展业务的好处和便利政策。

　　“作为全世界最开放的经济体，我们欢迎包括来自中国的所有外国投资。我们将加速并便利监管许可，并介绍所有美国50个州促进投资的政策。”

　　不过，大使更多只是传递信息释放善意，并不是政策制定者。骆家辉在采访中，明确地将美国对来自中国投资的开放程度，与中国对美国在华投资的开放程度挂钩：“我们所追求的是在华的美国公司与在美国的中国企业享有同样的开放度。”换句话说，中国企业不能指望过往在美国市场上遇到的少数准入问题，在近期能发生重大变化。

　　防止意外后果

　　在采访中，财新《新世纪》记者问骆家辉，促进两国政府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哪个更为重要？骆家辉回答无懈可击：两者相互关联。

　　洪博培2010年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中也说：“增进了解。当未来某天我离开这个工作时，我希望能说自己竭尽所能，带来两国间更好的了解和信任。我扮演的桥梁角色，有很多工作列在职责范围内，但增进彼此了解这一点最重要。”

　　为何两任大使的答案如出一辙？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关注点的本质不同使两国关系“既冲突又合作”成为常态：美国关注的是维持世界领导者地位“全球利益”，而中国关注的是主权、领土及政权稳定的“地区利益”。伴随中国相对崛起和美国相对衰落，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两国关系更加敏感，可能出现一方过度自信、一方过度担忧的局面。因此，如何通过加强各级往来增进了解，并增强缺失的战略互信，是现任、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美国驻华大使的核心任务。

　　“我们需要推动两国间更大的对话、交流和合作，不仅是政府、军事领导层面，也包括上届领袖甚至是学生。鉴于两国迥异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和哲学观，如果我们希望减少误解和猜忌，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人民互访和彼此学习。”骆家辉如此表示。这也解释为何骆家辉大使任上的首个公开演讲，选择了较多国际人才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骆家辉以上个月结束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对中国的访问为例：拜登特别希望通过两军领导层更频繁的交流，更好了解彼此的意图，进而避免任何有可能造成两国间严重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性的意外事件发生。“拜登副总统在访华中一再引用他父亲的话，比可预见冲突更糟的就是意外的冲突了。”

　　摆在骆家辉面前的第一道坎，是新一轮的美国对台军售。9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紧急召见骆家辉，就美方宣布总价值58.5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即为台“改装”其现有F-16A/B战斗机，售台军用飞机零配件并提供有关训练项目，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

　　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对台64亿美元军售，因此导致的两国关系一度冷淡，还令人记忆犹新。骆家辉会如何处理这种预期中的冲突呢？骆家辉的回答是：“我们需要增强不仅同中国人民，同时也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交流，我们越理解彼此的历史、文化、哲学和面临的挑战，我们之间就会有更少的误解。”

　　骆家辉的这一回答，同样适用于那些意外冲突。在骆家辉眼中，意外的冲突包括可能发生在南海的海上冲突、半岛核问题。“但所有这些意外事件的处理，都应从交流和理解开始。”骆家辉强调。

　　财新《新世纪》实习研究员Christopher Seam、记者陈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