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体制内的刺猬，可是懂得锋芒藏与露的时机；他是学者，但控制与管理企业时可没那么些腐儒气

　　“帮我换杯茶，”秦晓扬扬手，对旁边的人说，“这个铁观音没有发酵好。”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露出个人好恶的时刻。在“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体制内，秦晓把自己隐藏得很深，身上气质坚硬得像一块滚石。他在中国企业界以善于思辨和掌控力强著称，但却是大家眼中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不论是谈及他执掌十年的招商局，还是他所力推的“现代性”社会，秦晓都有一种近乎冷峻的不动声色。

　　秦晓很清楚我们为何而来。自从今年8月23日，63岁的秦晓卸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以后，他就习惯了回答他的退休生活过得怎么样的问题，以及满足那些想让他解密招商局一些前尘往事的好奇心。当然，还有一个由头是：他卸任前的7月份，他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公开演讲，谈到“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

　　他告诉《中国企业家》：“退休主要是放松、轻松，如果比上班还忙，那就不太对劲了。”这是10月18日，星期一，深圳蛇口招商局大楼，此前的周末，秦晓打了足足两天的高尔夫球。他坦言，自己对退休早就做好了准备，在卸任后并没有失落感。“我早就做好准备了，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精力往研究上转了。”

　　他诧异于外界对他似乎突然新增的关注，不就是在一场大学毕业生面前的演讲吗？拜托，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现代性方案”的思考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何至于因为互联网尤其是微博(http://t.sina.com.cn)的传播就爆得大名呢？事后有人提醒他，你要不要注意点场合，不要讲那么尖锐。对这类善意，秦晓进一步回报以“尖锐”，“我觉得我讲得还没有温总理尖锐吧？!我还特意把一些比较敏感尖锐的事去掉没讲。”

　　作为掌管几千亿资产的国企领导者，秦晓言论确实颇出位，他曾直言“国资委本身就不伦不类”，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市场、国企长远来看应该消亡；作为红色家庭的后代以及精英分子，秦晓不吝批评政府，慎言“中国模式”，声称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说过一个经典比喻：“狐狸知道很多事，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这个说法来自古希腊寓言，狐狸聪明狡猾但是注意力不集中，刺猬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一个理念或体系，比如弗洛伊德之于潜意识，达尔文之于自然选择，爱因斯坦之于相对论。

　　秦晓就像那只刺猬。他先后历经中信、招商局两大国企，却不断给体制挑着“刺儿”，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他操作的是交通、地产、金融等多元化的业务，但并不妨碍他像刺猬一样执着于中国“现代性”的研究。

　　锋芒： 藏与露

　　秦晓出身于红色革命家庭，根正苗红。当时代大潮来袭的时候，他和他们那一代人都深深卷入其中。秦晓高中读的是北京四中，那是一所干部子弟聚集的学校。他和后来亲密的事业伙伴孔丹(现任中信集团董事长)、孔栋(现任国航董事长)都是同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们成了“红卫兵”，并且被推举为风云一时的青年领袖……

　　他后来很少回忆那段往事，但时代烙印不可磨灭。“我们从小接受理想主义教育，学习中国近代化历程，追求中国的现代化，所以有着强烈的民族和国家的情结。”

　　如果从“时代精英”这个角色去看秦晓，他后来的锋芒与骄傲的个性都可以得到理解。

　　【如果单从国企领导者的坐标系观察秦晓，他可能有点像一个不识时务的既得利益者。但如果用学者的坐标系，却也不难理解他的理性】

　　作为“老三届”的一员，秦晓曾经打入社会底层，在内蒙古牧马，了解民间疾苦；改革开放以后，他曾经走进中南海，担任中央领导的秘书，窥见过国家机器的运转；后来从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到招商局集团董事长，50岁还到剑桥大学攻读了经济学博士，秦晓有着可圈可点、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但他讨厌记者问他关于“最……”的问题，他说，“我更重视日常的事情。”

　　从2001年空降至招商局任董事长，在秦晓执掌的十年间，招商局集团从一家总资产496亿元、负债233亿元、濒于瘫痪的国企，飙升成为一家资产规模2700亿元、运转良好的巨型航母，隐迹于招商轮船、招商地产、招商银行、中集等蛇口企业集群身后。“世人皆知马蔚华，不知道拿大主意的是秦晓。”一位国企董事长说。秦晓是一个强势的“婆婆”，强调集团总部对子公司的主导权和控制力，他因为对中国平安没有控制权毫不犹豫将其股份卖掉，他最终否决了招商银行以全金融平台上市的方式。

　　如果单从国企领导者的坐标系观察秦晓，他可能有点像一个不识时务的既得利益者。招商局集团尽享国有企业的身份红利，他却撕去非市场化的官商标签，认为国企应当逐步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中，“我想未来30年国企的问题应该解决，不能老这么拖着了。”但如果用学者的坐标系，却也不难理解他的理性。1980年代时，秦晓也曾经是“新权威主义”的信奉者，支持政府主导经济。但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和亚洲四小龙神话的破灭，颠覆了他的观念。在反思中，他逐步转变思想，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市场，回到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秩序的角色中去。

　　在学界，秦晓与吴敬琏、青木昌彦、博源基金会(他2007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研究机构)的理事们在学术领域过从甚密，但在企业家圈子里，秦晓直言不太找得到“同道”。“企业家里这样的朋友少，他们不太关注这些公共问题，你跟他谈，他有兴趣听，但是他本身并不太关注。”几年前，秦晓对现代性的思考初有心得时，曾与身边的朋友谈了一圈，有时夜半想起来还给朋友打电话。但应者寥寥，一度令他倍觉受挫。

　　对于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增长，秦晓也有担忧。“经济增长的后面是以什么代价获取的？金融资产是为了谁而增长？金融资产后面结果是不是一个公平的分配？这些问题也都回答不出来。”但是，“精英们要把这些问题都摊开。”

　　多年来在体制内游走的经历，让他深谙何时应该敛藏锋芒。

　　比如，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改革派”。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巧妙的，既表达了立场、又将风险化于无形的身份诠释：“我自己喜欢做一个体制内、或者准体制内的改革派。我肯定不愿意走到体制外去单独抨击体制，也不赞成这种做法。我希望现在体制内有一部分人能出来说话，因为起码我们是在关注我们自己的体制改革问题。”

　　藏的同时，秦晓也懂得策略性地“露”。在清华、中央党校的演讲和新近的采访中，秦晓对“中国模式论”的针砭让博源基金会迅速在民间的知名度大增，他也收获了诸多反馈。无论赞同或反对，这正是他推动博源基金会发展的初衷：“我们希望去推动中国更多的精英去认识问题、去达成共识。从90年代后期，改革共识基本上是破裂的，现在要重提共识的问题，精英和民众还要互动，所以我们去做工作。”

　　7月在清华演讲时，秦晓对莘莘学子大谈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两个多月后，他却有意回避这个称呼：“中国不太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既然人家不喜欢，你不要给我加这个词，以免人家把我都看成另类。”

　　采访结束的时候，秦晓要走入电梯，又回身一再嘱咐我们：“你们不要太着急，太激进，要给政府留出时间去思考，达成共识。”

　　学者与企业家：分与合

　　“人都是有很多角色的，你要分清角色。”在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秦晓展现了两个秦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