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铆：GDP两位数增长不可持续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1日 03:21 新京报

　　他，曾是国情专家；他，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MBA课程主任；他，希望在这个精神贫乏的时代，能大批出现“雷锋”；他，是王建铆。

　　别指望中国救世界经济

　　新京报：这次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资源类国家都很看重、仰仗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你说，不能指望中国拉动世界经济。

　　为什么你会持和大家不同的观点？

　　王建铆：中国经济内部问题是很多的，很多问题是长期积累的，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包括以前高速增长的阶段，增长模式有很大问题，是不可持续的。即使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要进行一次向下的调整。

　　正在向下调整的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对拉动世界经济起很大作用的。

　　中国经济经过前几年超高速的粗放增长以后，经济总量已经很大，很多行业已经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人口占全世界20%，但很多行业的产量占全球份额都超过40%，不可能再继续大幅度提高，不可能其他国家都不生产、都由中国生产。

　　产能过剩必然导致效率下降。根据我对相对资本深化率的估算，如果中国继续超高速地粗放发展的话，可能几年内就会爆发像十几年前韩国那样的危机。

　　新京报：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GDP都是两位数增长，是否与加入WTO有密切关系？这种增长可不可以持续？

　　王建铆：GDP这一轮的增长，的确和加入WTO有密切关系，这种两位数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据我所知也没有前例。

　　问题是，增长速度这么快，增长的方式是有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高速增长之后没有办法维持，无论从内部条件，还是外部条件，都没有办法再维持。像这种连续的高增长，我认为以后也没有机会出现了。

　　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偏快

　　新京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认为什么样的增长率对中国经济是合适的？

　　王建铆：处于调整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应该低于潜在增长率，或者叫做趋势增长率。这样的增长率是合适的。根据我的估算，目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9%到9.5%之间，应该说只要低于这个水平，经济就不会很快出很大的问题。今后几年最理想的增长率是7%-8%.中国在2007年的潜在增长率不到9.5%，但实际增长率超过14%，这是一个明显的偏离，表明经济过热。2010年，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将再次超过潜在增长率，这是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再一次减速。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低于潜在增长率，更有利于持续的发展。中国一直在强调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样一个增速对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不是有帮助？

　　王建铆：7%-8%的增长率对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最有利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在2005年至2007年，处于一个明显过热的状态，还必须承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了这么多年，但一直转变不过来，主要原因就是片面追求增长率的观念和体制。

　　光提口号，解决不了问题，要有具体措施。转变不过来，是因为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吴敬琏指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四大体制性障碍，这四大障碍都是和政府有关的。我们需要看到这次全球危机的冲击来了以后，体制性障碍实际上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

　　新京报：加速转变的话，要从哪里入手呢？

　　王建铆：还是要搞法治化、市场化，推进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法治的话，既不可能真正做到市场化，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不能有效约束政府权力是个大问题。实际上，各种内部外部制衡的机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肯定是太弱了。

　　要减少行政干预，就必须加强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主要靠制度，而不是靠政策来解决问题。政策是一种软的约束，因为政策是短期的，可以变来变去的。制度则是硬的约束。如果是用调控代替改革，用政策代替制度，用人治代替法治，早晚要出大问题。

　　新京报：三季度的GDP增速放缓，这样的趋势，你觉得值不值得担心？

　　王建铆：不值得担心。从目前来讲，发生经济过冷的可能性比较小，二次探底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在短期内。我个人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偏快了一点。今年的增长速度，最后算下来可能还比去年要高一点。

　　要把发展质量放第一位

　　新京报：是不是有过热的迹象？

　　王建铆：对，所以需要担心的是过热，而不是担心过冷。今年理想的增长率是比去年再稍微低一点，实现软着陆。

　　新京报：但有人担心经济增速继续下降，可能会导致失业等问题。

　　王建铆：这是一个错误概念。因为就业问题的解决，不但取决于增长的速度，更取决于增长的质量。有的时候质量和速度不能兼顾，就只能选择质量。只要中国的增长率能够稳定在7%到8%，而且增长质量是好的，应该就有足够的就业。而且以往的数据表明，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不一定是正相关的。

　　1981年到1990年，我国GDP增长率每年平均是9.3%，就业增长率每年平均是3.7%；到1991年至2000年这十年，GDP增长率升到10.4%，就业增长率降到1.8%；到了2001年至2009年这九年，GDP增长率升到了10.5%，就业增长率更是降到了0.9%.显然，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不一定是正相关的，如果发展方式错误的话，两者还会是负相关。

　　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就业的能力是每况愈下。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发展的质量要比发展的速度更重要，一个国家发展成功的首要标志就是强大的创造就业的能力。此外，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必须主要靠创造就业，扩大对劳动的需求，而不是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提高工资。

　　必须要把发展的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话，地方政府才有进行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老是强调速度的话，发展方式肯定转变不过来。而且为了达到速度的指标，就必然要牺牲效率、牺牲质量、牺牲民生。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牺牲效率、牺牲质量、牺牲民生的发展速度很不实惠，而且很危险。十多年前韩国的危机就是盲目追求速度、牺牲效率和质量的结果。中国必须高度警惕。

　　应提高对通胀容忍度

　　新京报：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未提具体的GDP增速目标。前不久，四川取消了对地市GDP增长指标的考核，这是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王建铆：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我们现在这种GDP竞赛的体制下，如果中央提8%的增长率，到省一级就会加码到8.5%，到市一级就会再加码到9%，最后全国就是9%了。“保八”不但在2009年保出了9.1%的增长率，而且还可能让今年保出10%左右的增长率、保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

　　新京报：明年的经济增速，大概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通胀压力呢？

　　王建铆：两者是相关的。经济增长快，通胀压力就会大一些。增长慢的话，通胀压力就会小一些。明年经济增长保持在8%，我认为比较合适。

　　通胀压力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居高不下。

　　从内部因素看，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天量的政府投资“挤出”私人投资，泛滥的游资必然推高某些商品的价格。

　　其次，2009年商品房平均售价23.5%的增长率，必然会抬高房租。正在准备出台的房产税，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价上涨，但是对房租上涨，只会是火上浇油。

　　再次，五中全会公报提到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意味着要素价格要向上调，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资源一直到环境，现在基本上所有这些要素的价格在中国都是偏低的。

　　另外，五中全会公报还提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成本的提高也会导致通货膨胀。

　　我认为，现在3%的通货膨胀率（CPI）目标，在未来几年全球通胀的背景下，很难实现。

　　新京报：最近很多专家都提议，把CPI的容忍度提高一些。

　　王建铆：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应该提高。实际上，这个3%是照搬欧盟国家定的通胀控制目标，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和欧盟在经济基本面上的巨大差异。成熟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率，长期来看就是2%，而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在未来几年的平均水平应该不会低于7%，如果欧盟2%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容忍3%的通货膨胀率，中国当然可以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工资增速要超过GDP

　　新京报：你觉得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在未来一段时间是不是也会持续增大？

　　王建铆：会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可能会持续上升，但是以美元计算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速度很可能会更快，因为美元也是处于一个向下调整的过程中。

　　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使美元在不永久性地丧失强势地位的前提下尽快贬值，而数量宽松政策，很可能是美国通过制造全球通胀来逼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的撒手锏。

　　此外，即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一些，中国以外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会加速，这就是我提出的“发展世纪”的概念，在21世纪，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会像中国一样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这必然将导致资源需求的增长和资源价格的上涨。

　　新京报：通胀压力持续增加，对消费者而言，他们的生活成本会持续增加吗？

　　王建铆：生活成本必然会持续提高。但是，只要名义工资的增长比通货膨胀快，实际生活水平并不会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是无法实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劳动报酬”的定义是平均工资（包括社保缴费、福利等）乘以就业人口。

　　只有平均工资的实际增长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劳动报酬的增长比GDP增长快，五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目标才能实现。

　　在通货膨胀较快（5%- 6%）的条件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然要求名义工资在5年至6年内翻一番。

　　本报记者胡红伟实习生何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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