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参与收入分配方案调研与制定，建言提高居民收入、劳动报酬两个比重；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主持完成部委级重要课题十多项；他，身为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担当多家大型企业集团薪酬顾问；他，是苏海南。

　　工资统计面临新变革

　　新京报：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研究者，你建议把提高居民收入、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写进十二五规划。对于这些指标，你有什么具体的期待？

　　苏海南：其实，历次的五年规划都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指标写进去了，但只是作为预期性指标，比如说“十一五”和“十五”都分别写了两个年均增长5%，最后都超额完成了。现在我们呼吁的是，把提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这两个指标也写进去，同时还希望把职工工资增长指标也写进去。

　　但是，写成预期性指标还是约束性指标，现在社会上意见还不大一致。

　　新京报：民众对收入增长的有些统计数据不是太认可，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苏海南：是的，比如平均工资数据，不少人认为“被增长”。关于工资的统计，现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准备在“十二五”期间加快建立健全一个全国性的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

　　目前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的调查统计范围，仅是工薪劳动者的大概一半左右，还有一半人没有纳进去，这包括私营企业员工、个体工商户雇员，和一些规模以下的用人单位员工等。

　　所以，还需要再组织一批力量来做这个统计，确保调查和公布的数据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能够被大多数老百姓所认可。

　　人社部打算建的这个系统将加强这方面的统计，一方面搞好收入分配调节有此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配合国家统计局做好有关统计工作。

　　落实增收需各部门联动新京报：“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针对居民收入的表述如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有什么新涵义？

　　苏海南：这段话一是强调了居民收入的“较快增加”，特别是首次提出两个“同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是对以往分配原则的重大调整；二是抓了重点，就是强调“普遍”增加，不是“平均”增加。

　　这是做大“蛋糕”同时分好“蛋糕”的重要举措，对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新京报：如何实施并实现这个目标呢？

　　苏海南：十二五规划的贯彻落实需要各方面分头制定相关政策。比如国家发改委牵头、已经研究了四五年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应早日出台；财政部门应该对财税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等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人社部门需要研究制定并且实施关于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整顿规范薪酬分配秩序，以及继续建立健全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这样的政策措施；税务部门则要研究改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这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协调配合才能贯彻落实的系统性工作。

　　减轻低收入者纳税负担

　　新京报：目前对收入分配问题大概已形成几点共识，其一即是初次分配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没有厘清，你认为应从哪些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苏海南：要调整政府跟企业的分配关系，简单来说，就是要“多收和少征”。

　　所谓“多收”就是对国企的经营利润和资源占用税，一定要严格征收，特别是要提高经营利润上缴的比例。目前光央企的利润就达到了9000亿到上万亿，但现在只按5%到10%上缴利润，还有1/3国企不需要上缴利润。

　　另一方面就是少征，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要下决心减免税费，让他们生存发展，让他们有能力有资金给劳动者加工资。

　　此外，在初次分配领域里还要加强对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的调控，同时要调整企业与职工的分配关系。一是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行工资集体协商，还要进一步规范国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

　　新京报：二次分配中，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应该如何明确？

　　苏海南：二次分配有更多工作要做，要明确财政支出中多少比例用于社会保障。比如教育按照教育法要有相当于GDP的4%资金的投入，但实际上目前没有完成。因此，今后定了比例的财政资金的投入一定要按比例执行。

　　同时，要继续提高各项社会保障标准，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切实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还要继续清理整顿机关事业单位的津贴补贴，在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

　　另外，就是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可以考虑将分项征收和综合征收相结合。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减少税级降低税率，把现在九级征税可以考虑改成七级，把第一级个税的税率由5%降到2%，第二级由10%降到6%，第三级及以上各级都稍微降低一点，最高点也可以稍微降低一点，减轻中低收入者纳税负担，同时对高收入者特别是非劳动收入征收个税。

　　新京报：三次分配呢？

　　苏海南：要健全慈善事业的各项制度，包括善款的捐赠及使用制度，公布善款的使用情况。现在老百姓越来越不放心捐款后的资金使用情况，担心捐款是不是被一些贪官拿去了。要把好事做得公正透明，让大家放心。

　　强大国企已到回馈时

　　新京报：刚才你提到国企应提高经营利润上缴比例，这一点在社会上也有共识，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方法或者是经验？

　　苏海南：首先是国企的定位问题。国企到底是什么企业？我个人看法，国企应该是为了完成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公益性、政策的一种特殊经济组织。

　　它不应以盈利为主要目标。

　　但由于我们现在还处于一个转轨时期，现在国企定位暂无法一步到位，目前仍处于不清晰的状况。

　　虽然有一些专家一再否认国进民退，但随着近年来国企资产规模越来越大，盈利越来越多，客观上讲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我们要逐渐减少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和唯一目的的国有企业，更多培育发展那些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而是为了大众利益，从事公益性生产经营任务的国有企业。

　　新京报：但现在也有不少国企提出，每年都向政府上缴了很多税收，甚至一年上千亿。

　　苏海南：税和利润是两个概念，税多是因为你生产销售额大，而你销售额大或者营业收入大主要是由于资源独占，或者说是市场控制等形成的，各类企业包括国企按照统一税率交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利润是税后收益，是由国企的经营者、劳动者使用国有资本创造的，其本质上是属于全国人民的。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规定国企缴税留利，以便于让国企发展壮大，做大做强。但是那个阶段应该说已经过去了。

　　国企是共和国长子，这些年靠着“爹妈”的资助和给的好地盘、好市场赚了许多钱，现在到了把这个钱回馈“爹妈”和他的“小弟弟”、“小妹妹”的时候了。

　　工资协商需法律保障

　　新京报：各界关注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目前似乎很难执行。不管在国企还是私企，一个雇员似乎很难与资方谈判工资？

　　苏海南：工资集体协商是国际惯例，在国外已实施上百年，且已经比较规范。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肯定也要这么做。

　　现在，这么做首先有各种法律法规的依据，其次不少地方也已经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比如说今年在沈阳的肯德基，就是由当地工会代表员工跟老板协商。用这样一种机制来解决，劳动者就没有压力了。

　　新京报：资方拒绝谈怎么办？

　　苏海南：这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比如说规定资方一定要回应，如果不回应就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现在有的省市已经准备在自己的条例草案里面提出，如果劳方未依法按照程序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就不得采取停工等过激行为，这反过来说就可以理解为如果劳方依法按照程序进行工资集体协商，资方仍然拒不回应的，劳方就可以采取产业行动，这对资方拒绝谈将是一个强有力的制约。

　　新京报：对于那些最底层的劳动工人，你有哪些建议？

　　苏海南：按照现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小企业可以开展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这种协商就是由外部人员来代表这些小企业的劳动者，跟这些小企业主进行协商。典型的例子是浙江温岭实行的行业性、区域性工资集体协商，那里已经搞了近十年了，中央领导还专门做过批示予以肯定。

　　新京报：由政府指派外部人员？

　　苏海南：对，还有很多地方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由其代表企业的劳动者来干这个事，现在就是法律要明确企业劳动者群体怎么授权给这些外部人员，授了权以后外部人员就代表劳动者群体与资方去协商。当然这还需要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新京报：对于工资集体协商，地方政府会有紧迫感去做吗？

　　苏海南：有的地方，政府的民生建设意识很强，是把它作为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问题来看待和处理的。

　　也有个别地方对这事持一种反感、否定的态度，怕影响当地招商引资，而大多数地方可能处于二者之间的状况吧。但是现在毕竟中央有这个要求，法律法规有依据，全国总工会在呼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也在推进这个事，因此倾向于第一种状况的地方政府正在逐渐增多。

　　三大因素推动工资增长

　　新京报：最近有些专家提出来，增加了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之后会推高CPI.你怎么看？

　　苏海南：只有在工资过快过度增长，也就是寅吃卯粮，而且生产的东西又非常短缺时，才会推动CPI上涨，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基本不存在。我们的情况是产能过剩、许多产品过剩，同时工资欠账比较多，要还这个账。

　　这些年来，我们的工资增长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和税收的增长，所以工资增长推动CPI上涨这个问题肯定不会存在。而且，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换代阶段，随着生产链条由低端向中高端逐渐转移，人员素质逐渐提高，工资水平是必然要相应提高的。

　　新京报：关于收入分配改革，你已说了很多方面，那么工资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苏海南：政策的变化、劳动生产率或者GDP的增长，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这三者是最重要的。

　　在开始的阶段首先还是要靠政府，因为中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在起步时要靠政府来制定和实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来正确引导、推动。但从长远看，最终要靠市场机制来发挥基础性作用，通过劳资平等协商来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现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还有分配秩序混乱，这些问题已经不单单是影响了相当部分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而且可能由一个经济问题逐渐转换为社会问题，甚至于上升为政治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

　　本报记者钟晶晶

　　猜想2011

　　如果经济大幅度下滑，那将对“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和民生的进一步改善造成很大冲击，影响“十二五”

　　规划关于“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等目标的顺利实现。

　　Q：你认为明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情况？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胀，觉得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出现？

　　A：虽然明年会有较大的通胀压力，但估计不会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政府已经注意这个趋势并开始采取措施了。

　　如果明年通胀压力显著上升，应该采取控制货币发行量，提高利息，加强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供应，以及对某些生活必要品的价格进行控制等一系列综合措施应对。

　　Q：此前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你认为这种经济刺激在2011年是否还有必要？为什么？

　　A：不需要。因为我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不追求经济的过快增长，改为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并重。加上明年总的趋势是可能存在较大通胀压力，因此明年不需要、也不可能再次搞大规模的经济刺激。

　　Q：如果你有300万元的闲置资金，在2011年用于投资中国市场的话，你是优先考虑投资楼市，还是优先投资股市，为什么？

　　A：都不投，因为中国这两个市场都不正常，存在大量泡沫。要投资则选择有好发展预期的生产性实业，也希望整个社会能够扭转这种只投楼市或股市的投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