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推许聂云台为“我国工业巨子”

　　文/傅国涌

　　“五四”浪潮冲击上海，长期在工商界叱咤风云，对全国政局都有相当影响的上海总商会也面临更新换代。不惑之年的聂云台脱颖而出，当选为新会长，代替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誉的老会长朱葆三，成为举世瞩目的企业界代表。

　　自晚清以来，在上海总商会18年的历史上曾有过11次换届选举，每次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惟有这一次算得上真正的新旧交替。上一届的33个董事只有留美归来的新型实业家穆藕初等两人继续留任，其他31人都被选下去了。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换血，舆论对此普遍看好。

　　中西文化滋养下的民营企业家

　　对于这一天的到来，也许聂云台并没有感到多少意外。他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母亲曾纪芬是曾国藩的女儿，被一位英国学者誉为“坚毅而有见地的女性”，父亲聂缉椝官至浙江巡抚，特别是多年担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一职，对少年聂云台的影响很深。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曾国藩等在洋务运动早期创立的一家大型兵工企业，罗致了许多在天算、科学方面的人才，包括化学家徐寿、数学家华蘅芳等，还开设方言馆，训练学生，请博学的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等人教英语。

　　少年聂云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自幼就跟傅兰雅的太太劳伦斯等人学英语，而且学过土木、电气、化学等新式学科。他记得，江南机器制造局不仅聘用了大量外国技术人员，而且十分重视西方书籍的翻译，光是局中译印的科学工程书籍就有一百多种，他印象比较深的有关于无线电、爱克司光的书。在他心目中，当时年近六十的傅兰雅白发美髯，有中国儒者气象。

　　与父辈不一样，可以说，聂云台完全是在中西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有开阔的视野以及新的知识装备。如果说他父亲对新式工业有兴趣，但主要还是官员，主持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也只是个官而不是商，到他这一代才完成向民营企业家的角色转换。但他之所以踏上办企业的道路与他父亲有一定关系，1888年，时当洋务运动后期，在军工企业之外，开始出现最早的一些民用企业，上海道台龚照瑗和商人严信厚、周金箴等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合资筹办官商合办性质的华新纺织总局。1890年，在这家纺织企业正式开工之一年，他父亲接任了上海道台，与这家企业发生关系，那一年聂云台只有10岁。

　　华新纺织总局最初的资本额为45万两规银(通行于上海的一种作为记账单位的虚银名目)，分为4500股，拥有纱锭12000枚、布机200台、扎花机80台，与1890年开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92年开工的湖北织布局相比，规模都小得多。聂家最初只拥有华新十分之一的股份。1897年之后，华新因为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到1904年被他父亲旧属汤癸生组织的复泰公司租办，约定租期5年。一年后，汤病故，复泰成了聂家独资经营的企业。25岁的聂云台出任总经理，聂家此时已握有华新三分之二以上的股票。等到租期已满，华新拍卖，被聂家以31.75万两规银买下(实际支付其他股东的不过4万两)，并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也就是企业史上有名的恒丰纱厂。

　　据聂家后人聂含章回忆，聂家独资经营恒丰之初，“真是百废待举，又没有懂技术的工程师来协助，苦闷之极，云公(指聂云台)乃下决心，投身入车间，努力研究技术，先从动力传动等入手，渐渐得到纺织之原理。”

　　聂云台对恒丰的革新之举受到同行和舆论的瞩目。恒丰最初从华新接过来，还是用蒸汽动力，管理蒸汽机的工匠权力很大，由此形成的“老规”制度能直接影响到生产环节，弊端很大。1912年他在恒丰改用电动机，废弃蒸汽锅炉，成为中国纺织厂采用电力的第一家。这不仅是动力上的改变，也是一次制度的革新，原来的包工头制也随之被抛弃。

　　在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方面，聂云台也动了很多脑筋，旧的钢丝车不合用，他设法卖掉，另买新的钢丝车20台，又将15000锭的细纱车的罗拉、车头、钢领等配件换成新的。机器的维护、保养，除了专门的技工之外，还特约一家洋行装配零件，另一家洋行负责派技师来教练加油方法，还请了一名在德商纱厂工作的英国工程师为工程顾问，经常来恒丰视察机器的保养、指导修理工程。

　　他非常重视技术培训，自1909年起，他就开办了训练班，亲自主持。一度委托南通纺织工学院代办。这些在当时的企业界都是大胆创新之举，为恒丰的崛起创造了条件。1915年，恒丰的产品16支云鹤牌棉纱成为上海纱布交易所的标准纱。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业带来了空前的机会，恒丰也不例外，1919年的纱锭18144锭、布机450台。这一年开始筹建第二厂和布厂，到1921年相继开工。此时，恒丰已拥有41280纱锭，另有布机614台，年产各类纱12800包，布15万匹。

　　工业巨子

　　因为恒丰的成功，聂云台成为纺织界的翘楚，被“五四”时代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推许为“我国工业巨子”，迎来了他个人事业的黄金时期。1915年，他以“中国游美实业团”副团长身份出席美国巴拿马赛会，此行还考察了美国的纺织工业，并且邀请美国棉业专家到中国调查，担任专门顾问，帮助改良棉花种植。1919年，他与商务印书馆元老鲍咸昌等人发起创办大中华纺织厂。最初投资120万两，其中聂家就在1919年的红利中拿出了23万两。两年后，投资总额达到289万两，规模宏大，有45000多纱锭，被誉为“模范工厂”，聂云台被推为董事长兼总经理。

　　早在1912年，民国初创之际，年轻的聂云台受邀出任工商部顾问，就曾满怀希望地写下《拟办中国模范棉工厂说略及其预算》一文，发表在老牌的《东方杂志》上。他以一个实业家身份阐发自己的实业报国理想，认为振兴实业的大好机会已经来临，按照他构想的这个“模范棉工厂”方案，纺纱、织布、轧花三项每年获利可接近70万两。现在的大中华纱厂就是他按“模范工厂”创办的，他对此充满期待。

　　也是1919年，他联合银行家和实业家荣宗敬、陈光甫、穆藕初、李铭等投资20万两合办维大纺织用品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2月，他参与创办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厂址在崇明，投资64万两，有纱锭1万。1921年，他与银行家钱新之、陈光甫等人合资100万两，创办华丰纺织公司，有纱锭1万、布机300台，由他任总经理。这一年，他还发起创办了中国铁工厂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山砖瓦公司，前者主要生产纺织机器。1922年，他与中南银行创始人黄奕住等合资创办了益中福记机器瓷电公司，生产电料、电机和电器。他从纺织业出发，拓展到其他的相关产业，参与发起了“华商纱厂联合会会”，并被选为副会长。

　　与上一辈的绅商不同，无论在学识还是经验上，聂云台、穆藕初这一代都能适应新的世界趋势，对时代和世界的认识也要清晰、准确得多。他曾在《三十年国运之变迁》文中指出：“近今三十年中社会之改革，学术思想之变迁，为历史上最关键之一时期。今后三十年中此种新思潮之发展，即西方化与东方化相见作战酝酿之重要时期也。”这是上世纪20年代初一个中国企业家的声音，即使今天听来，他的判断也令人心怀敬意。1919年，当“五四”学生运动席卷上海时，他和史量才、穆藕初、黄炎培等几乎每天都要和学生领袖见面，交换意见，给学生出主意，希望将学生的爱国热情往理性的轨道上引导。

　　41岁的聂云台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确实是众望所归，合乎工商界的需要，也合乎时代的趋势。当年8月24日，最有影响力的老《申报》发表评论说：“无论何种事业，皆当随世界新趋势而进，若不问世界之趋势若何，仍以数十年前之旧脑筋、旧眼光办理数十年后之新事业，未有能立足于世界者也。商业一事，息息与世界大势相关，又况上海之商业更与世界商业密接，故为商会领袖者，须有世界之新学识、新经验，又能有热心、毅力之作事，而后才能竞争于商战潮流之中……”这次换届，标志着旧的绅商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企业家时代的开始，研究上海总商会史的学者徐鼎新等先生的这个论断是恰当的。聂云台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有人说他是“这个国家中英语说得最流利的人之一”，这无疑得益于早年在上海机器制造局受到的教育，他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成年后又多次出国，对西方社会并不陌生。他对公共事务有见识，也有参与的热忱。那个新思潮澎湃的时代，聂云台正处于一生事业的巅峰，他在《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许多文章，表达对工商业和国事的见解。

　　给“交易所热”泼冷水

　　1920年前后，上海出现一股“交易所热”，因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等获得厚利，工商界闻风而动，一窝蜂似的开办各种交易所、信托公司。上海在不到一年间冒出140多家交易所、10多家信托公司，涉及资金几千万以上。接下来就是纷纷倒闭，酿成轰动一时的“信交风潮”。无锡荣家在这一风潮中也栽了跟头，很多年后荣德生回首往事，称1922年这次风潮是他们荣家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当时，聂云台就在《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的《交易所之利弊与吾国企业家今后应有之觉悟》指出：

　　“凡一事业之建树，必合夫一国经济之情状，方能为永远之滋长。淮南之桔，逾江北则为枳，不求时宜，强为移植，则非徒无益，抑又害之矣。”

　　他认为企业家今后最应该做的就是集中资本，投资到各种生产的商业，以奠定经济发展的根基，着眼于长远，从改进制造业、便利交通、开垦荒地、发展进出口贸易、减少外来竞争这些方面入手，认真研究，脚踏实地，求得稳健的进步。无论是从个人经济还是国家经济的前途来说，都是如此。如果只抱着投机心理，只想得侥幸危险之财，艳羡苟且所得，流弊所及，不光是个人经济上的自杀，也将促成国家的经济自杀。他和实业家穆藕初，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给“交易所热”泼冷水、警告“商务实业，同归于尽”的文章，是当时难得清醒的声音。

　　纺织业的黄金时代消逝之后，聂云台同样没有逃脱企业失败的困境。1924年，大中华纱厂的倒闭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模范工厂”的失败不仅是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更严重的是挫伤了他的实业救国梦。《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有一个论断：“要是大中华纱厂的开办是象征民族棉纺工业和聂家经济的发展，则大中华的出售衰，又是象征民族棉纺工业和聂家经济的衰落。”

　　此事曾惊动当时的纺织界，华商纱厂联合会总结教训说：“大中华之失败，当事者于营业之计算失于周密，在所不免，然以受不平等条约之约束，外厂竞争之压迫，供过于求之打击，债主重利之盘剥为其主要。”对于大中华的失败，聂云台提交的报告书对订购机器结汇的经过、迅速亏折的原因以及债权人卖厂的经过，做过一些具体的分析。

　　恒丰作为聂氏的家族企业，自1918年聂家析产、划分股份之后，聂云台的弟弟聂潞生出任恒丰协理，由于他把精力都放在筹办大中华上面，大权渐渐转入聂潞生之手。也许这是他未曾意识到的问题。聂家在大中华的投资23万两血本无归，这还不包括他个人垫付的公司债息等支出9万多两，共计32万两，相当于恒丰资本总额(108万两)的三分之一。这使他在聂家威信大受影响。此时，他参与投资的其他事业也多受挫，在中美贸易公司有三四十万两的亏损，中国铁工厂、华丰纺织厂都陷于困境之中。

　　从此，聂云台实际上处于退休状态，他还是恒丰名义上的董事长，实际上不再主事，他从实业界的中心淡出，往日的风光转眼成了历史。1915年，他皈依基督教，随母亲一同在上海昆山路的教会受洗，晚年他又改信了佛教。他是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忠实信徒。虽然出身名门，却一生节俭，反对奢侈。在经历过许多成败沧桑之后，他写了一本曾风行一时的《保富法》，笔者早年在一本《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中看到过。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告诉我们：“数十年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他说，“不肯取巧发财，子孙反能有饭吃，有兴旺气象；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发达。”这是一个曾经站在中国企业界舞台中心的企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的财富观也许无甚高论，却值得后人尤其是富人们深思。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现居杭州)